时光倏忽，流年向晚。脱下戎装、告别军营岗位多年以后，在安闲恬淡的暮年时光里，我常常独坐窗前，翻开尘封的记忆，回望自己走过的人生长路。数十载军旅生涯，守初心、担使命，一路风雨兼程，自有许多值得铭记的片段；但沉淀在心底、时常魂牵梦萦的，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段特殊的山东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大学生生活。
工农兵大学生是特定历史时期条件下所产生的历史名词。从1970年开始，国家陆续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一直延续到1976年。在这期间，尽管每年有具体的政策变化，但总体的招生数量较为稳定，大约是每年10万人。被推荐的学生文化背景多样，涵盖了多个不同届别和文化程度的群体。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青年通常是来自当地和单位中出类拔萃的优秀分子。其中许多是单位的先进工作者，生产中的佼佼者，技术革新的能手，以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在部队，这些学员多数是“五好战士”、优秀青年军官，政治素养、军事技能出众。随着时间的推移，工农兵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大多数人已步入退休生活。
如今再忆往昔，我愈发懂得：校园是我的学堂，时代是我的课本，社会是我的大学。恰如高尔基《我的大学》所言，真正育人成才的，从来不止一方书桌、一座校园，更是岁月磨砺、世事淬炼、初心坚守。这段独一无二的山大求学岁月，是我青春最珍贵的印记，更是我一生立身做人、从军履职的精神根基。
（一）
1972年，山河安定，百业复苏，沉寂多年的高等学府缓缓重启育人之路。在那个特殊年代，高考尚未恢复，读书求学、走进高校，是无数青年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彼时，是我参军的第4个年头。
入伍第1年，在山东潍坊潍北农场（监狱）担负武装看押犯人任务，在艰苦的环境里，当年就在连队入了团、入了党、被评为“五好战士”；第2年被调往团部（驻地青岛）宣传股任电影放映员（兼通讯报道员），并破例在《青岛日报》学习进修3个月；第3年下连队当了班长，定为提干“苗子”，同时参加了“提干体检”。那年（1971年）底，团里领受了一个推荐士兵上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名额，经过层层考察、严格筛选、政治审核，最后征求本人意见：是否愿意放弃暂时提干而上大学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对当时的我而言，这份机会无比珍贵。因为我是初中毕业入伍，在部队的3年时间里，尤其在参与通讯报道方面，感到缺乏的知识和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如果按照以往常规考大学，我是连“门”也没有、“比登天还要难”。这次推荐“兵”上大学，它不看卷面分数、不唯学历出身，只重政治觉悟、实干担当、群众口碑与进取初心。能从万千基层青年、现役军人中脱颖而出，不仅是“祖坟冒青烟”、“天上掉馅饼”的“好运”，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绝不能错过。走进山东最高学府“山大”求学，既是组织对我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期许。接到入学通知的那一刻，常年戎装淬炼、沉稳内敛的我，内心难掩激动。多年来始终心怀读书圆梦的执念，军营生活磨砺了意志，却也时常渴望重回书桌、弥补学识上的缺憾，这一刻，深埋心底多年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
告别朝夕相处的战友，暂时卸下肩上的戎装重任，我怀揣着敬畏与憧憬，踏入山东大学（当时校址在曲阜师范学院）的校门，正式成为中文系1972级工农兵学员。入学之初，最让我触动和难忘的，便是我们这一届同窗的独特风貌。本届中文系共计120多名大学生，是一个来源极广、层次多元、阅历丰富的集体，完全不同于如今清一色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校园班级。全年级20名学员和我一样，是来自各部队的军人学员，我们带着军营雷厉风行的作风、令行禁止的素养、吃苦耐劳的底色走进校园，朴素踏实、严于律己、沉稳务实，自觉遵守校规校纪，在集体生活中总能主动担当、甘于付出，军人作风成了我们“兵”学员最鲜明的特质。
其余百余位同窗，皆是从社会各行各业、基层一线选拔而来的优秀青年。有屯垦戍边的兵团战士，身上带着大地与旷野赋予的豪迈气概；有深耕乡村基层、带领村民生产建设的农村大队干部，他们懂民情、知世事、肯实干，自带朴实通透的生活智慧；有上山下乡、扎根乡土、磨砺成长的优秀知青，他们在广阔天地淬炼青春，既有生机勃勃的朝气，也有历经生活考验的成熟；有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社会、任劳任怨，来自教育、文化、医疗、商务等领域的青年，他们细腻热忱、踏实肯干、待人谦和，做事认真细致；更有来自厂矿企业、车间一线的工人，他们吃苦耐劳、敢想会干、精益求精，有着质朴的劳动本色。
如此多元的身份构成，让我们“七二级”的3个班充满烟火气与生命力。没有温室里的娇生惯养，没有象牙塔里的不谙世事，每个人都带着真实的生活经历、基层阅历、社会体悟相聚山大。大家出身不同、岗位不同、阅历不同，却怀揣着同样的求知初心、上进信念，平日里彼此包容、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军人学员多一份纪律自律，知青同学多一份文字感悟，基层干部多一份人生阅历，工人同学多一份踏实韧劲，在朝夕相处中构成了那个年代最独一无二的大学班级。
与多样身份相伴的，是极度参差的学历基础与年龄层次，这也是这一届工农兵学员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同学们的入学学历参差不齐，最低为初中毕业，最高为高中毕业，很多人中途辍学、常年劳作、脱离书本多年，长时间没有系统伏案学习，文化基础厚薄不一、知识储备差距极大，有的人拿起书本得心应手，有的人重拾纸笔还要从头适应。年龄跨度更是横跨差不多十年，最小的同学仅有十五六岁，稚气未脱、青春懵懂，年少入学，带着少年的纯粹与朝气；最大的同学已达二十五六岁，历经数年社会历练，成熟稳重、阅历丰富，对读书有着更深刻的珍惜。我入学时21岁，济宁一中初中毕业的学历，虽在部队经过一定的文字磨练，在班级中仍属于中等水平。少年求学底子薄弱，军营生活几乎脱离系统书本学习，初入大学校园，面对深厚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厚重的古典文学典籍，我深知自身短板，也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较之年少懵懂的同学，我多了几分沉稳自律；较之阅历更深的同窗，我多了几分奋进锐气，始终以谦卑之心读书，以勤勉之力追赶学业。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受办学布局调整影响，山东大学文科院系整体迁至曲阜办学。曲阜，是圣人故里、儒家之源，是中华文脉的根脉之地。这座千年古城，青砖黛瓦、古巷幽深，文脉绵延千年，自带温润厚重的书香底蕴。初入曲阜校区，没有繁华的校园景致，没有先进的教学设施，校舍朴素、教室简易、宿舍简陋。但这片土地独有的文化气韵，是任何现代化校园都无法替代的。行走在曲阜的街巷之间，抬头便是古城古韵，俯首皆是文脉遗存，身在孔孟故里研读中文专业，仿佛时刻与千年传统文化隔空对话，内心满是敬畏与充盈。在曲阜求学近两年的时光里，古朴的校园、厚重的地域底蕴、静谧的读书时光，为我们打下了扎实的古典文学根基，也埋下了亲近传统文化的种子。
（二）
彼时的山大中文系，“文史哲”底蕴深厚，学风严谨、师德纯粹。即使身处特殊年代，学校依然坚守育人初心，一众老教授、老教师心怀文脉传承之责、立德树人之本，不为外界喧嚣所扰，潜心治学、悉心育人。他们大多历经风雨、学识渊博、德高望重，既有深厚的学术造诣，更有正直纯粹的人格风骨。
那时，我们就听到毕业于山大中文系的两个“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的故事：1954年，李希凡与蓝翎两个年轻人共同撰写了一篇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发表在山大校刊《文史哲》杂志1954年第9期上。毛泽东主席给予高度评价，他在给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信中写道：“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并说“事情是由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听到这样的故事，我们身处“小人物”就学的“文史楼”，学习的热情和劲头瞬间提升了许多。
我们还了解到毛泽东主席与山大中文系教授高亨回信、并题写“山东大学”校名背后的故事。1963年10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第四次委员扩大会议，时任山大教授的高亨先生应邀出席。会议期间高亨与范文澜、冯友兰等9位先生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当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介绍到高亨先生时，毛泽东风趣地询问：“你是研究文学的，还是研究哲学的呢？”高先生回答，自己对于文学和古代哲学都很有兴趣，但水平有限，没能做出多少成绩。毛泽东继续说，他读过高先生关于《老子》和《周易》的著作。高先生为此激动不已。返回济南后，遂将自己的著作《诸子新笺》《周易古经今注》等6种，寄请周扬副部长转呈毛泽东主席。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新版《毛泽东诗词》，其中增刊毛主席的新作10首。高亨先生在《文史哲》编辑部组织的“笔谈学习毛主席诗词十首”活动上，即兴赋词《水调歌头》一首：“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焰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障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随后，高先生把这首词连同一张恭贺春禧的短函寄呈毛主席。大约过了一个月时间就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信是用毛笔写在几张宣纸上的，遒劲奔放，落款处是足有3个核桃般大小的签名。全文如下：“高亨先生：寄书寄词，还有两信，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高文典册，我很爱读。肃此。敬颂安吉！毛泽东1964年3月18日。”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山东大学”校名便出自于这封信的信封上。了解到高亨先生的故事，阅读了他的主要著作，更为自己在山大中文系读书而感到自豪和奋发，对老教授们的崇敬、仰慕之情愈加深刻。
我们还亲自聆听过山大中文系冯沅君、陆侃如、肖涤非、袁士硕、蒋维崧、高兰、殷孟伦、孙昌熙、董治安、牟世金、吕惠娟、姜可瑜、曾繁仁等著名、知名教授的讲课和辅导。课堂之上，老教授、老教师们倾囊相授，耐心为我们这群基础参差的学员补课固本、梳理知识、解析文章章法、梳理文史脉络；课堂之外，他们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用儒雅的气度、严谨的学风、纯粹的初心，潜移默化滋养我们的身心。我们彼时正值青年，又都带着基层与军营的生活历练，更懂尊师重道、珍惜求学之机，常常主动课后围在老师身边请教问题，灯下结伴自学、抱团研讨难点，在师长的耳濡目染、谆谆教诲中，一点点开阔视野、夯实学识、涵养格局。
1973年年底，山东大学办学格局再次调整，文科院系整体回迁济南校本部。记得我们在曲师院陆侃如、冯沅君夫妇的宿舍，帮助他们搬家准备迁回济南山大校区时，几乎没看到有什么家具、财物，看到的全是用木板箱装的一箱一箱的书籍，两大卡车还未装得下。我们真实看到和想象到，一代文学大师是怎样对待书籍、知识的，是如何工作、生活和传授、传承中华文化的。1974年6月，我们在山东省政协礼堂参加冯沅君先生追掉会时，专心致志地聆听悼词，很多学生包括我在内为冯先生的生平事迹和人格风骨而感动得落泪。
受制于时代学制，我们没有成套规整的新编教材体系，没有精细的分科教学，没有充足的专项学术深造资源，但山大丰富的馆藏藏书、宽松的自主自学氛围、浓厚的读书风气，为我们打开了通往浩瀚文史世界的大门。那3年，是我人生中读书最专注、阅读最集中、精神积淀最丰厚的黄金岁月。每日课余闲暇，我几乎全部泡在图书馆、阅览室，晨起伏案诵读、灯下展卷品读，日日不辍、久久为功。无数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文史典籍、杂文诗赋，皆是在那段时光系统品读、潜心研读。从先秦诸子散文到汉赋唐诗，从宋词元曲到明清小说，从现当代文学经典到国外传世佳作，海量的书籍填补了我年少读书的缺憾，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长期的博览群书、沉浸式阅读，让我快速弥补了学历短板，夯实了文字功底，提升了文学素养，更养成了终身读书、终身学习的好习惯，受用至今。
（三）
回望山大岁月，时代的烙印深刻而清晰。我们求学的3年，正是社会思潮激荡、政治运动频繁的时期。“批林批孔”等运动贯穿校园生活始终。课堂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理论研读与时代学习相融合，是彼时大学生活的常态。
放在当下视角看，特殊时代环境，一定程度上打乱了系统化、专业化的教学节奏，让我们无法像“文革前”和“77年恢复高考”后的大学学子一样，心无旁骛、深耕专业、系统深造。但历经半生回望，我始终坚信：时代的风雨，亦是成长的养分；特殊的经历，亦是独特的收获。
入学第1年的秋收时节，学校便组织我们赴济宁鱼台县参加社会实践。当时，鱼台县正处于“稻改”时期，所谓稻改，即政府组织疏浚河道、修建排灌设施，将大运河及微山湖的水资源引入农田，变“水害”为“水利”，成功将旱田改为水稻田。彼时国家尚未启动大规模运河整治，鱼台农村仍以稻改后的稳产为主，但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当时我们“七二级”师生住在3个村落里，睡得是稻草地铺，吃的是菜汤加米饭，老百姓家除能勉强吃饱饭外，仍是很贫困，人民群众关注的是温饱问题，对“批林批孔”等运动似懂非懂，漠不关心。这次基层社会实践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三农”要彻底改变落后面貌，必须实行变革，鱼台的“稻改”只是变革的开始，今后的路还更长。
入学第2年的上半年，我们便以班级小组为单位，深入乡村调研采访。我们小组在老师带领下，深入曲阜附近的几个村庄，这些村的老百姓大都是孔氏宗亲，他们对孔孟之道有着深厚感情，对北京“造反红卫兵”来曲阜带头砸孔庙、挖孔坟等举动，很有抵触情绪。我们调研后的感觉是：“批林批孔”运动在曲阜基层很难找到市场。
很多人谈及这一代学员的学习，总简单认为特殊年代学业粗浅。可于我而言，“批林批孔”的时代背景，恰恰是我深耕传统经典、读懂传统文化的特殊契机。我当时参加了“批《论语》”小组。一个老教授在引导时就说，要将《论语》“批深批透”，必须先弄清《论语》是怎么一回事。于是，我们从学习文言文开始，一篇一章地进行解读，虽有些牵强附会的批判，但多数都从原意上接受了。也正是在一次次原文研读、字句解析、集体研讨、辩证思考的过程中，我真正走进了文言文的世界。此前古文基础薄弱、从未系统接触古籍经典的我，从字词释义、句式章法、文义内涵一点点学起，逐字逐句品读经典，沉下心深耕《论语》等儒家传世典籍。对山大中文系陆侃如、冯沅君、肖涤非、高亨、袁士硕、牟世金等专著，也是在此基础上研读的。彼时的研读，大都是带着独立思考，带着辩证辨析，带着时代视角，不盲从、不刻板、不教条，注重在研读中读懂经典的人文内核，在辨析中理性看待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在思考中汲取古人修身立世、为人做事的人生智慧。这段特殊的学习经历，让我基本攻克了古文阅读的难关，读懂了中华文脉的博大精深，更让我从此深耕传统文化、热爱古典文学，成为一生割舍不断的精神爱好。
那时，学校大力提倡学习鲁迅的作品。对鲁迅作品的挚爱研读，也是我山大求学岁月最珍贵的精神收获，乃至深刻影响了我数十年的军旅生涯与整个人生轨迹。中文系的课堂与漫长的自主自学时光，让我完整品读、深度研习了鲁迅的大量经典作品。读《呐喊》，读懂先生唤醒国民、救国图强的赤子情怀；读《彷徨》，读懂时代青年的迷茫求索与内心坚守；读先生的杂文，敬佩其字字铿锵、针砭时弊、坚守正义的文人风骨；读先生的随笔书信，体悟其心怀家国、悲悯苍生、刚正不阿的人格力量。鲁迅文字里的家国担当、民族气节、独立思考、刚直品格，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军人的初心是保家卫国、忠诚履职，文人的风骨是心怀天下、坚守良知，二者在我身上悄然融合。在山大，文脉的浸润、经典的滋养和鲁迅精神的熏陶，对我在日后数十年的军旅生涯中产生重要影响：履职尽责时，有坚守原则的风骨；待人处事时，有温润善良的底色；面对风雨磨砺时，有坚韧不屈的底气；面对名利得失时，有淡泊从容的格局。可以说，没有这段山大求学的淬炼，就没有我军旅半生的踏实坚守，更没有我一生修身立世的精神底气。
（四）
工农兵大学生上的大学，从本质上讲，不是单纯的围墙校园之学，而是时代社会之学。这一代大学生，带着基层阅历、社会经验、军人本色走进校园读书，又带着书本学识、文人风骨、人文初心回归社会、扎根军营、履职奉献。他们读万卷书，亦行万里路；学书本知识，亦悟人生大道。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写道：“生活本身就是一所大学。”年少读之，懵懂不解其意；半生回望再品读，字字入心，深有共鸣。山大的3年时光，是我狭义的校园大学，教我识字读书、通晓文脉、涵养素养、精进学识；而波澜壮阔的时代岁月、艰苦纯粹的军营生涯、脚踏实地的社会实践、起起伏伏的人生历练，是我广义的社会大学，教我立身做人、担当责任、直面风雨。年轻时常心存遗憾，总觉得求学之路不够完整，学术造诣有所欠缺。可历经半生风雨、阅尽世事浮沉，退休回望、静心沉淀，我早已放下这份遗憾，反而愈发感恩这段独一无二的求学岁月。
校园读书，让我有了文的底蕴，温润心性、开阔眼界、涵养格局；军旅淬炼，让我有了武的风骨，坚毅果敢、忠诚担当、坚守初心；时代磨砺，让我有了人的通透，懂得珍惜、懂得感恩、懂得坚守、懂得奉献。我们这一届120余名山大同窗，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历经3年相伴求学，结下了纯粹真挚、历经岁月不散的同窗情谊。毕业后，大家各归岗位、奔赴四方，有人坚守基层、造福一方，有人深耕文教、教书育人，有人重回军营、保家卫国，有人扎根工矿、助力国家建设。虽天各一方、久未相见，但那段共同的求学岁月，永远是大家心底最温暖的羁绊。
岁月流转，半个世纪光阴弹指而过。曲阜古城的书香、济南校园的灯火、讲台上先生的谆谆教诲、教室里同窗的热烈研讨、图书馆里灯下苦读的身影、操场上朝气蓬勃的青春身影，一幕幕、一帧帧，依旧清晰如昨、历历在目。半生戎马、一生坚守，我从青涩青年走到暮年退休，岗位在变、身份在变、岁月在变，但不变的是山大赋予我的书香底色、文化初心、精神风骨。闲暇之余，我依旧保持读书阅典、研读文史、品读经典的习惯，依旧热爱传统文化、敬畏文字力量、坚守正直本心。
我深深感恩那个特殊的时代，给予基层青年圆梦求学的宝贵机会；感恩部队组织的培养推荐，让我得以走出军营、走进高校、开阔眼界、重塑自我；感恩山大诸位名师的悉心教诲、悉心栽培，以文脉滋养我、以德行教化我；感恩那段辗转两校、风雨相伴、充实丰盈的3年青春，成为人生路上永不褪色的精神路标。
基于这份回望与感悟，我写下这段回忆，既是对自己青春岁月的梳理珍藏，也是对那个特殊年代、那段山大书香岁月的深情回望，更是对“社会也是一所大学”人生真谛的真切感悟。
（作者：齐鲁文化、“两河”文化、兵学文化研究学者）
2026年6月29日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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