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巳蛇年（2025）端午节那天，在纪念屈原的沉重气氛中，我们乘客轮来到威海市刘公岛。这个岛以往来过多次，此次上岛看似又多了一些新鲜感。刘公岛入口处的退役军舰，映着海浪波纹，矗立在半阴半晴的光照下，像是与端午节的“心情”有关。刘公岛，这个只有3.15平方公里的小岛，位于山东半岛东端威海湾湾口，从国防角度看地位极其重要，不愧为威海市海上天然屏障和“东隅屏藩”“不沉的战舰”。岛上植被明显增厚，“海上仙山”和“世外桃源”的感觉更为强烈。岛上遗产凸显：上溯千年的战国遗址，下至清朝北洋海军提督府、水师学堂、古炮台等甲午战争遗址，以及众多英租界时期遗留下来的欧式建筑，像被水冲洗了一样古朴与靓丽依存。登上岛码头，迎面看见刻有“威震海疆”的天然奇石，导游说这四个字是对“威海”的精准解读。据说，刘公岛现在还有40来户居民，多是不愿出岛的老年人。这里已由文旅集团实施管理和经营。
刘公岛的最大名气，是北洋水师的建军基地和驻地，更是中国近代史上甲午海战的重要纪念地。现在，最显赫、宏大的建筑是甲午战争博物馆陈列馆。在陈列馆顶部，高15米，立于18米基座上的邓世昌雕像，斗篷随风扬起，手持望远镜眺望大海；雕像旁边，新建了一艘按照1比1比例仿制的“定远”号铁甲舰，舰里外设施、所用材料，加上精准制造，均显示出大国工匠水平。这个在当年被视为今天“航母”的庞然大物，为陈列馆增添了一个大大的亮点。
陈列馆位于岛中南部，是一座占地1万多平方米规模的船型建筑。其建筑设计独具匠心，巧妙地将北洋海军舰船的元素与巍峨矗立的北洋海军将领塑像相融合，这一创意设计被誉为“20世纪中华百年建筑经典”。陈列馆自2008年开放以来，吸引了众多观众。我们随着导游引领来到该馆，馆内正厅醒目地看到“国殇·1894—1895甲午战争史实展”，这无疑是集中反映北洋海军及甲午战争历史的最佳场所，其展示手段的先进性、文化内涵的深厚性以及艺术品味的高雅性，都使得这里成为一座不可多得的博物馆（陈列馆）。
跟随展示内容，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迹就是：北洋水师是中国清朝末期建立的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其从建立到覆灭经历了约20年时间，过程曲折，最终在甲午战争中惨败。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后，清政府意识到海防薄弱，决定筹建近代海军；1875年，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北洋大臣，负责北洋海防建设；李鸿章通过向英国、德国订购军舰，陆续购入“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以及“致远”“靖远”等巡洋舰；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拥有大小军舰25艘，总吨位约4万吨，号称“亚洲第一舰队”。走上鼎盛时期的北洋水师逐步下滑，除主力舰包括“定远”“镇远”（排水量7000余吨）保持领先，部分舰艇已逐渐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虽聘请英国、德国教官训练，但后期因经费短缺、管理腐败，训练水平下降；1891年后，清廷停止购舰，而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全力扩充海军；北洋水师在火炮、速射炮、弹药等方面逐渐落后于日本联合舰队。1894年7月，日本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域偷袭北洋水师“济远”“广乙”舰，击沉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同年9月17日，北洋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大东沟激战5小时；北洋舰队阵型混乱，“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壮烈殉国，“经远”“超勇”等舰沉没；日舰多舰受创，但未沉一舰；战后北洋水师退守威海卫，丧失黄海制海权。1895年1月，日军陆海夹击威海卫，北洋水师困守刘公岛；因孤立无援、弹药匮乏，部分将领投降；同年2月17日，日军占领刘公岛，北洋水师残余舰艇被俘或自沉，全军覆没。同年4月，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割让台湾、澎湖，赔款2.3亿两白银。东亚格局彻底改变，日本凭借胜利跻身列强，加速对华侵略。
看完这段历史，我与许多同志心情一样，沉重之上又添了沉痛。有的同志说，看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好似从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出来，受辱、窝囊、愤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等浓厚的国耻感涌上心头。同时，“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下令冲向日舰“吉野号”试图同归于尽、不幸中途被鱼雷击中沉没，“经远”舰管带林永升指挥战舰血战到底、舰沉殉国，“镇远”舰代理管带杨用霖拒绝投降、开枪自尽，“定远舰”管带刘步蟾指挥旗舰重创日舰、在该舰被鱼雷击中后、下令炸毁战舰以免资敌、自杀殉国，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拒绝日军劝降、服鸦片自尽，以及大东沟海战和威海卫之战中阵亡的3000余名官兵的英雄壮举和牺牲精神，一个个浮现在眼前，他们“宁蹈海而死”的民族魂在脑海里永远挥之不去，进而化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
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隆重而肃穆的日子里，我们越发不能忘记甲午海战抗倭英烈们，需要从更深层次理解、挖掘瞻仰、缅怀抗倭英烈的意义，需要从唯物辩证历史观的视角评判忠奸、辨识英雄。
勿忘国耻更要勿忘抗倭英烈。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但只记住耻辱而遗忘英烈，则是更深刻的背叛。甲午海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场重大国耻，更是一曲抗倭英烈用鲜血谱写的悲壮史诗。战败的根源在于封建制度的全面溃烂，北洋水师装备停滞，军费挪用修建颐和园、官僚体系腐败横行……正如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深入侦探后所惊叹：“大清虚胖如纸龙。”《马关条约》的世纪之痛，2.3亿两白银赔款相当于日本4年的财政收入，直接助推其军国主义扩张，台湾宝岛被割让的伤痕至今未愈。然而，英烈之光显示了铁血忠魂的丰碑精神：邓世昌率“致远”舰“誓与军舰共存亡”“舰亡与亡”的军人气节，“经远舰”林永升、“超勇”舰黄建勋等12位管带全部战死，普通水兵在锅炉舱被高温熔铸的遗骸，构成中华民族最惨烈的集体殉国图。战后日舰降半旗为他们的壮举致敬，敌酋伊东佑亨感叹“此等忠勇，实为罕见”。李鸿章所谓“纸糊的老虎”暴露的是体制，但甲午将士们用2万3千发炮弹（命中率反超日军）证明血性未失。战后日本海军承认“若清军指挥统一，胜负尚未可知”。甲午记忆是淬火砺剑的熔炉，让耻辱感与自豪感在历史锻造中熔铸成新的民族自信。
铭记海战英烈是中国近代抗战的先驱。虽然甲午海战（1894 --1895年）是19世纪末的冲突，且是清政府主导的旧式战争；抗日战争（1931—1945年）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全民族抗战，是中华民族的全民解放战争，两者相隔近40年。但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甲午抗倭英烈是中国近代抗日的先驱。这是因为，其一，这是民族觉醒的起点。甲午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危机的空前加深，直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和日本的侵略野心。战后的惨痛结局激发了国人的救亡意识，促使更多中国人开始反思和寻求变革。抗倭英烈牺牲壮举成为民族觉醒的催化剂，为后来的抗日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其二，这是抵御外侮的精神象征。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将士在装备落后、指挥失误的困境下仍殊死奋战，展现了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这种精神被后世视为抵抗外来侵略的典范，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被广泛宣传，成为激励军民抗战的重要精神资源。其三，这是对日本侵略的早期对抗。甲午战争是日本近代对华侵略的第一步，助长了军国主义扩张野心。中国将士的抗争虽未成功，但客观上是对日本侵略的首次大规模武装反抗，具有历史延续性。后来的抗日战争可视为甲午以来中日矛盾的全面爆发。其四，这是历史叙事的构建。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均将甲午英烈纳入“反侵略叙事”，强调其牺牲与后续抗日斗争的连续性。1930年代国民政府曾表彰甲午烈士以鼓舞抗战士气；新中国成立后也将甲午战争作为近代反帝斗争的重要一环。
海战中的战术失误不应影响甲午英烈的认定。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战术失误与对英烈的认定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应该分开看待。不可否认，甲午海战中的指挥、部署、技术运用等操作层面的失误是大量存在的，多由前线将领（如丁汝昌、刘步蟾等）或中层军官导致。例如，阵型选择错误，北洋水师以横队（“一字雁行阵”）迎战日军纵队，导致侧翼活力不足，首舰成为靶心；指挥体系崩溃，丁汝昌受伤后指挥中断，各舰各自为战，信号旗系统被毁，舰队无法协同；技术短板暴露，火炮射速慢、命中率低，弹药不足，穿甲弹稀缺，等等。但这不是北洋水师惨败的决定因素。历史评价需全面考量时代背景和系统性缺陷。认定英烈的核心标准是其否为国家、民族利益英勇战斗乃至献身。北洋水师官兵在实力悬殊、弹药匮乏的情况下仍殊死搏斗，展现了无畏的爱国精神。这种精神价值超越技术成败，值得后世敬仰。战术失误属于军事指挥和技术层面的问题，可通过历史研究总结经验教训；而英烈认定是对个体道德与勇气的肯定。二者性质不同，正如不能因一场战役的失败否定士兵的勇敢。英烈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后世铭记英烈，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还原，更是通过褒扬气节凝聚民族认同。过度聚焦战术失误可能导致“苛责先烈”的历史虚无主义，削弱集体记忆的正面意义。
这次在陈列馆的布展中，我们看到对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与过去评价的变化。过去刘步蟾被描绘成“贪生怕死”“刚愎自用”和排挤洋员琅威理的保守派。尤其受电影《甲午风云》影响被视为反面人物。这最早是清廷为推卸甲午海战惨败责任，将部分败责归咎于北洋将领，刘步蟾个人责任被夸大。甲午战争历史研究专家戚其章在1970年代对日本《日清战争实记》的考证，证实刘步蟾作战英勇。刘步蟾的评价从“战败替罪羊”到“复杂的历史人物”，再到“民族英雄”，反映了史学界对甲午战争研究的深化。其形象变迁背后，既是史料发掘的进步，也是中国近代史叙事从单一政治导向走向多元学术探讨的缩影。
（作者：兵学文化、运河文化、黄河文化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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