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四月春，风起正清明。2026年清明节的清晨，先是东南风忽忽地刮着，不一会阴沉的天气突然晴朗起来，像欲哭的人情绪一下子又镇定下来似的。我怀着似乎与老天同样的心情，来到济宁银河陵园（二十里铺园区）。这已是连续第13年与家人和弟妹为父母扫墓。今年是父亲南玉昌诞辰98周年、逝世13周年。陵园中父亲、母亲和继母的三墓穴，是父亲去世时购置的。母亲比父亲早去世29年，继母比父亲早去世8年。父亲去世时，将母亲骨灰移迁、继母骨灰入土，一起与父亲合葬于此墓穴中。随着年龄增大，每年来扫墓的心情都不一样。
在刻有父、母、继母名字的墓碑后面，13年前我亲手栽下的两棵松树更加茂盛，一棵紫薇树虽花期未到，一棵玉兰树花期已过，但枝丫和枝叶鲜嫩、葱绿。墓碑四周的其它墓穴一年比一年多了起来。在墓碑前摆上黄白色的鲜菊花和父母生前爱吃的点心、水果……轻轻擦去墓碑上的露珠和尘埃，泣声叫一句“爸爸，娘，我们来看您了”。此时此刻，想起父亲去世前后的情景。父亲进入80岁后，先诊断患有脑萎缩症，吃点相应的药物有所控制；后诊断发现动脉血管堵塞，经山东省立医院医生去济宁会诊介入治疗，做了2个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病情好转；2年后发现患膀胱癌，在济南齐鲁医院做切除手术，使病情又有好转；再2年后在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诊断患肺癌晚期，由于不宜手术，便在原济南军区总医院（现为解放军960医院）做化疗治疗，坚持了1年多，于2013年9月11日（农历八月初七）在济宁第三人民医院去世，享年85岁。父亲患肺癌治疗期间，我已退休，在医院和家里陪伴时间较多。可在他病危的时刻，正赶上负责接待来自台湾的原国民党上将、参谋总长、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唐飞（2013年5月率山东孙子研究会代表团访问台湾时认识的），来山东参加“海峡两岸（滨州）孙子文化研究论坛”。本来2013年9月11日下午正在去机场接机的路上，由于接到父亲病危电话，便安排其他人接机，直接改道去济宁第三人民医院，可父亲还是在我到医院的20分钟前停止呼吸。
从记事起，就感知父亲是个工作上勤奋、认真、谨慎，生活上俭朴，对外很少交际，为人本分，比较顾家的那种男人。同事评价他：“老南的身上从不带钱，他连个钱包也没有，‘兜比脸还干净’”。听父亲讲，在济宁姓南的本来就不多，整个家族没有一个有钱人家。从我曾祖父那辈就“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全靠租赁房、给人打工度日。祖父是个做泥瓦匠的，一次从建筑的房上摔下来致残，直至去世。父亲从小没进过学堂，十几岁就在中药铺做童工、徒工。起始侍候店主一家生活起居，后来学着记药方、配药、记账，算是自学识字有了文化。全国解放后，需要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体系，父亲经过考试被录取为汶上县一个镇小学的语文教师，不久就成为中共党员。在一次与同事因加班饥不择食错把煤油当成酒喝，不仅把胃搞坏了，而且还要写检查。因检查写得不错（尤其是字体工整有功夫），便歪打正着，被调往汶上县康驿镇党委（后为公社党委）任秘书，不久就成为国家干部。在我的印象中，他曾调动过3次工作，岗位都是秘书职务，直到最后一个职务才是原济宁县（现属任城区）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直至退休。
我3岁、弟弟1岁时，母亲带着我兄弟俩随父亲从济宁市来到汶上县康驿镇安家落户，在康北村（康驿镇驻地由康南、康中、康北3个村组成）租了两间土坯房住了下来。那时，父亲工作很忙，骑着自行车早出晚归，跟着领导在村里、田里转，母亲每天等着父亲回来吃晚饭。父亲无论干工作还是做事情，都是一丝不苟，有板有眼，有根有据，他爱学习，善于掌握政策规定，做秘书工作多年，深受领导信任和同事的信赖。有一次问父亲，你怎么总是当秘书，父亲说，我的文化底子薄，都是自学的，能当好秘书也是领导们言传身教的结果，我很知足，能把你们拉扯大、教育好，让全家过好日子，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和福分。
我6岁多时，康驿镇还没有建好小学，父亲带着10斤小米作为学费，便把我送到镇里一个私塾先生那里听课，那个私塾“学堂”设在“关帝庙”，先生连我只有5个学生，学生自带高櫈和低櫈（高櫈当桌），我每天盯着塑像关公听课，学了几个月，啥也没记住。后来，镇小学建好了，我就成了第一批学生，当时学校缺教师，父亲还隔三差五地去代课教语文。记得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家吃不饱饭，我由于吃糠与干树叶掺和一点豆饼面做的窝窝头，好几天解不下大便，憋得难受，脸涨得紫红，父亲背着我去镇医院，医生告诉父亲，没有好办法，就是用手抠。父亲用手硬硬地从我肛门处把粪便抠出来。后来，我再也不愿意吃“糠窝窝头”，父亲便把他们工作餐分的有限的地瓜干带回来全家匀着吃。一次，父亲带着半袋子混合面（糠与地瓜面合成）代表镇政府到康南村的一户特困村民家慰问，父亲有意让我跟着去，亲眼看到这家特困户七八口人只有一床被，老人躺在床上饿得起不了床，家里连带糠的食品也吃不上。这一幕，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深深扎根。回来后，我便也就着凉水吃下了“糠窝窝头”。
我在康驿镇小学读到四年级时，按照政策规定，母亲带着我、弟弟和两个妹妹（在康驿镇出生的）迁回到济宁市落户，父亲担心我转学至城里跟不上班，就降为三年级安排在济宁市北门大街小学（现为济宁市北门里中心小学）。开始，父亲每周回家还过问一下我的学习情况，后来因为工作忙，也就顾不上了。那时，总觉得父亲太忙、太沉默，不如别人的爸爸那样亲切，能与孩子们打成一片。直到我自己也为人父，才明白那份忙碌和沉默里，藏着他为这个家扛起的全部重量，和他不知如何表达，却满得要溢出来的爱。我小学毕业报考初中时，父亲专门请假从外地回来帮我选择报考哪个中学。当问清楚我已报考了济宁一中时，非常担心济宁一中（地区性招生）竞争力强，考不上连济宁二中（划片报考学校）也上不了了。不过，还是安慰我好好准备。当得知我被济宁一中初中部录取时，父亲买了半个西瓜，作为庆贺礼物，分给全家吃；母亲擀了杂面条让全家吃个饱。那天，是我上学以来最高兴的日子。
我上初中时，已是八口之家，全家的生活费用仅靠父亲一人的工资支撑，好在母亲精打细算，加上姥姥、舅、姨家们（在农村和郊区）帮衬，生活还算过得去。父亲为了节俭，把烟戒了，在单位吃最便宜的饭菜。每个周末回家，母亲时常给父亲单独炒鸡蛋或掺面粉烙个鸡蛋饼什么的，做点“好饭”吃，还开玩笑说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财神爷”，他胃不好，需要吃点好的。可父亲看着6个大眼瞪小眼的孩子，哪能吃得下去？要么把“好饭”掺在“大锅饭”里一块吃，要么便把“好饭”的一半分成6份给孩子们吃。母亲患了癔症后，也不能单独给父亲开“小灶”了。父亲便随全家一起吃地瓜干和粗粮饼，他吃不多，饭后经常吃几粒生花生米，起初以为生花生米是什么好东西，后来知道那是能够缓解胃难受的食物。那时父亲1米70的个头，体重只有百斤左右，遭自单位有人给他起外号叫“千两”。看着父亲弱瘦的身材，很快就明白了，父亲的爱不是说在嘴上，而是用他的身体力行，默默地、一点一滴地做给我们看。
初中毕业后，我由批准“上山下乡”，因家庭困难，改为被招工进济宁模具厂当学徒，每月18元工资，可以为家里缓解生活困难。学徒3个月时，我报名参军，母亲和亲戚们都不同意我去当兵，理由是找个工作不容易，家里刚能多个挣钱的，“路”就断了。只有父亲不说话，悄悄告诉我，只要体检、政审合格，还是去当兵，其他人的工作我来做。接到入伍通知书后，母亲闷闷不乐，很长时间没说一句话。模具厂为我入伍多发了一个月的工资，我把18元钱交给父亲，父亲说“交给你娘”，母亲拿着钱“哇”地哭出声来，说什么也不要。父、母都同意让我把钱带到“队伍”上用。当兵离开济宁那天，母亲没有去火车站，只有父亲到车站送我，我站在闷罐车厢的门口，向父亲招手离别，大声说：“我把10元钱放到娘的衣兜里了！”这时，看到父亲用手擦着眼泪，说“知道了”。这样，我带着8元钱到了部队。
我的入伍驻地在潍北（山东省潍坊市城区以北20公里至渤海莱州湾南岸一带的统称）。连队在潍北监狱担负武装看押任务。当年，这里被称为“北大荒”，其艰苦程度，完全可以与“（东）北大荒”“大庆”“马兰”“酒泉”等建设初期有一比。此地流传着一首歌谣：“远看白茫茫（积水），近看似下霜（盐碱），荆、黄草丛生，种地不收粮，吃的黄茜种，喝的牛粪汤，要遇灾荒年，乞讨去异乡！”。连队官兵那时喝的是从芦苇湾里舀出来、经过白矾沉淀的水，自带咸味，不是渴急眼了很难下口；这里夏天蚊叮虫咬，冬天冷得连洗脸的毛巾都冻在一起展不开。刚到连队那阵，有些想家，特别挂念母亲的病情，几乎每个月都给父亲写信，打探家里和母亲的情况，父亲收到信后隔不了一周就回信，总说一切都好，勿挂念！反而问我，部队各方面条件如何，能否吃得消？我总说很适应，连里从班长、排长到连首长对我都很好，与战友们也很团结，并得到很多荣誉，从不提条件艰苦的事。这种相互“报喜不报忧”的信通了近一年，直到翌年春节前我因调往青岛团部宣传股工作，批准探家时才揭开“谜底”。原来，参军后，母亲想念我成“痴呆”状，病情加重，由“癔症”转化为“精神分裂症”，且犯病周期间隔越来越短，病情期越来越长，用镇静药量自然也越来越大。我见到母亲时，她两眼无神，憔悴了许多，似乎还没有从病态中反应过来。好在我扑倒她怀里哭时，她突然清醒了，抓住我不放松，一个劲地喊：“我的儿，你可回来了！”父亲解释了怕我担心，回信时没有告知母亲病情的原因，我都理解。全家和亲戚们看我长高了（由入伍时身高1.61米长到1.75米），身体结实了，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原来，我们一个街上有同年入伍且在一个连队的战友，给家里写信把连队驻地的艰苦状况如实告知家里，并传到我父母及亲戚们那里，他们担心我吃不消、熬不过去，所以父亲才在信里追问连队各方面的条件怎样？我也解释了为什么“报喜不报忧”的原因，说自己是写了血书才批准入伍的，再苦的条件我都能忍受，也必须忍受！
1970年2月，我由原山东省独立第一师第二团第一营三连（驻地在潍北）调至驻地在青岛市的团部（当年3月1号改编为新成立的青岛警备区独立团）政治处宣传股，做放映员兼报道员工作。刚到团电影组没几天，就接到一项单独赴徐州市铜山县帮助宣传股一名领导同志办理随军、搬家的任务。这样的事从来没干过，也不知怎么干，便给父亲写了封信，询问这样的任务应如何完成？没有接到父亲复信。由于此事不便公开，我也没有向其他同志打听，便买了一本地图册，把“徐州市”那一页折了起来，以便随时查看。正当我准备出发的头天下午，父亲突然来到青岛，说是因公出差顺便看看我。并说收到了我的信，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纸，里面用图表和文字，说明了青岛至徐州的往返车次、到徐州铜山的汽车路线、包括如何到县、镇、村办理随军手续、如何打理行装、帮助“随军这家”与乡亲们告别等一系列要事、细事和必要环节等，还带来一个木制马扎子，说是途中火车上人多座位少，着军装还要注意让座，需要时就在客车厢廊道里坐马扎子。父亲还交代了一些事宜，我一一记在心里。父亲叮嘱完、顺便在青岛栈桥照了“父子合影”就走了，连口水也没来得及喝。我望着他离开的背影，心潮难平，想了许多：像似小时候在门口等他回家，他放下自行车抱我吻我的身影；又像似他送我上学堂的身影；也像似他领我去老百姓家慰问送粮的身影；还像似他周末回家或下班后疲惫劳累的身影……深知父亲为我执行这次任务，是认真做了“功课”的。有了父亲拟定的图表说明和马扎子，此次任务完成得很好。不仅受到领导表扬，还与随军这一家结下了深厚友谊。“马扎子”就像传家宝，珍藏至今。
当年底，我从团电影组下到连队当班长，营里统一安排我与另外连队的一名班长，赴江苏南京、常熟、沙洲（现为张家港市）一带为一些同志入党政审搞外调。为安全起见，那名班长负责管理外调的一些证件，我负责管理路上所需经费。可在南京市登公交车时，我的衣兜被小偷划开，里面的200元钱全部被盗。我在紧急和无助之中给父亲发了“缺钱，电汇200元”的加急电报。电报发出后，我能够想象出父亲怎样着急、怎样东借西借为我筹钱的样子，心里既后悔又无奈。父亲很快把钱寄给我，保证了外调任务的完成。后来，我问父亲接到电报时的反应，他说我知道你遇到困难了，可当时家里没有这么多钱，我又不能给其他人说这事，便连夜悄悄地找亲戚朋友，逐家地去借，没有耽误第二天一早寄给你。这笔钱父亲还了近两年。后来，我把外调的途中补助、自己节省的所有津贴等费用，一同寄给父亲，帮助他还这笔钱。
1972年初，我被部队作为“兵”学员推荐上山东大学中文系（校址当时在曲阜，山东大学文科与曲阜师范学院合并改为山东大学，1974年又迁回济南山东大学原校址），入学报到的次日，父亲便骑自行车从济宁市（现为任城区）到曲阜看我，捎去母亲做得“好吃的”，说母亲的病好多了，让我放心，并交待虽离家近了，也不要经常回家，要专心学习，特别强调要“以军人的姿态当学员”，不辜负各级领导的期望。此后几年还是坚持每月给我写信。至1973年，父亲又支持我弟弟参军入伍。按照当时济宁的政策，家里孩子中已有两个当兵的，只要再有一个“上山下乡”的，其他孩子就可以陆续进工厂或行政单位安排。这样，我二妹便安排“下乡”，大妹安排“进工厂”。到七十年代末，我另外两个妹妹中学毕业后，也相继安排了工作。父亲为其中一个妹妹早点顶替工作，还提前两年退休。进入八十年代，我们姊妹6个都相继成家立业，能够为父母和家庭“撑起一片天”的时候，父母来济南帮助我看孩子，不料母亲查出“患肝癌晚期”病症，这对全家来说是晴天霹雳的事。我瞒着母亲把这一“变故”告诉父亲时，他很吃惊，浑身抖得说不出话来。半年后，母亲便与世长辞了。母亲去世10年后，父亲再婚为我们找了一位继母，继母与父亲过了10年多，因肾衰竭晚期也去世了。此后，父亲一人又过了近9年，直至去世。
父亲最后的十几年，已是“四世同堂”。开始几年，父亲生活上还能自理，节假日时常与后辈们欢聚一堂，享受天伦之乐，但从不愿意拖累儿女们。继母去世后，曾把父亲接来济南住了一段时间，本来想叫他跟着我过颐养天年的悠闲生活，但他看我工作忙，根本顾不上侍候他，他也帮不上什么忙时，便借故说过不惯省城的生活，只住了两个多月，便回济宁老家了。记得我在北京某大学进修那年，父亲随着本地老干部组织的学习参观活动来到北京，他想见我，又怕打扰我，就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给我打了电话，说没有什么事，他们明天就回去了。我放下电话，马上去他们住的宾馆找他，好说歹说才在“全聚德”陪他吃了一顿北京烤鸭。这本应是父子之间的常态，他便就这件事说了好几年。我深感惭愧，后悔陪父亲的机会太少了。后来几年，父亲的自理能力减弱，儿女们便轮流值班照顾他。我在济南工作，差不多能够每月回济宁看望父亲一次，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当我走向重要岗位时，他总是交代：走到这一步不容易，要经受住各种考验，严格要求自己，低调、谨慎、自律，决不能出问题。还说有多少人找上门来，要他通过我给他们办事，他都拒绝了。他也交代家人、亲戚们，不能给我添麻烦、惹是非。在这一点上，非常感激父亲，在我处于有权岗位的时候，他和家人从没有通过我或打着我的旗号，办违规、违章、违纪、违法的事情。
我至今还记得与父亲的“最后聚餐”。那是2013年9月初的一个中午，已经几天没怎么吃饭的父亲，突然觉得想吃点东西。我便提议去外面吃，他爽快地答应了。全家在附近找了个他平时最爱去的“天下第一甏”特色饭店，面对餐桌上的美食，看得出他是真高兴，但只能用颤抖的手夹着筷子挑挑这个、动动那个，还开玩笑说这是他一辈子都吃不厌的“硬菜”（甏肉）。可是整个用餐过程，他只吃了半个卤蛋。我意识到，这是父亲明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也要与全家吃一顿“团圆饭”留作纪念。那次聚餐，全家人几乎没怎么吃，都在心里流泪。10天后，父亲便永远闭上了眼睛。
父亲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的爱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成为了人生的一部分。我没有辜负父亲的寄托，活成了他希望的样子，传承了他的优秀品质。就像他种下的一棵树，逐步发芽开花、枝繁叶茂，由细嫩长成粗壮，由粗壮转入成材，又慢慢转入老态……
晴朗的天气又变得阴沉起来。我盯着墓碑，眼里的泪水或许有了不同的温度，心里默默念道：“爸爸，13年了，我还是很想你。但如今，这想念里，除了悲伤，更多的是温暖和感激。下辈子，换我来爱你，用你爱我们的那种方式。”
父亲，谢谢您！
（作者：齐鲁文化、“两河”文化、兵学文化研究学者）
2026年4月6日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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