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中国网_我在赣南苏区的经历

马从炘、徐诚夫妇

马从炘（1909年—2003年），江西省于都县宽田镇上堡村人。1929年参加工作。1930年10月参加红军。1931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连长、保卫科长、医院政治委员、医科大学副政治委员、西南军区运输部政治部主任、北京政治学院干部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至1964年任济南军区政治部军事法院副院长。1964年10月离职修养。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55年7月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4年晋升大校军衔。1983年享受副军级待遇。1988年7月被授予二级解放勋章。2003年8月31日在济南逝世，享年94岁。

苦难的童年

1910年2月5日，（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出生在江西省于都县宽田镇上堡村人。这是赣南山区的一个小山村，位于于都县城东北部15公里处。

我的祖上世世代代都是贫苦农民。父母结婚后，十来年生了10个孩子，但由于家里穷，少吃没穿，加上孩子生病，先后夭折了4个兄妹，剩下6兄妹也是在煎熬中长大的。为了养活一家人，母亲不仅要做家务事，还要和父亲挑着煤到很远的地方去卖。就这样每天天不亮就得去挑煤，挑到20公里外的地方去卖，当天中午还得赶回来做饭，照顾孩子吃完了饭，又得去挑。一担煤只能赚到可怜的一角来钱，就这样拼死拼活的干还是难以糊口。我们兄妹长到十几岁都没有穿过衣服裤子，吃的是红薯饭，里面有红薯叶，还吃田里的、山上的野生植物。马家是小姓，不但要受地主的高利贷的压迫和剥削，还要受大姓的欺负。父亲是一个秉性耿直的人，虽然穷，但经常教育子女，穷也要有骨气，要用自己的双手劳动来养活自己。为了活命，父亲和穷朋友一起组织了“三点会”，参加“三点会”的都是“小姓”的穷人，依靠这个力量来反对地主的压迫，并打起了支援北伐军的旗号，但终因没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缺乏严密组织的“三点会”最终夭折了。

我出生时，由于先天不足，从小就瘦得皮包骨头，胳臂和腿像麻杆一样，浑身上下都是病。家里人口多，没有粮食吃，只能吃红薯叶、红薯米、豆角、豆角叶来充饥。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我五六岁开始割草、拾柴帮家里干活，八、九岁就上山拣煤核、木炭、硫磺石去卖。1919年，我10岁左右，家乡闹旱灾，各个村子实行封锁，有粮的村子不让没粮的村子里的人去买粮、借粮。我大哥学的锯匠活手艺，借了点盘缠，想去外面做工，赚点钱，买粮食回来。没想到，正是灾荒年月，跑了几个星期，盘缠用完了也没有做到工，还欠了一身债。本村的地主有粮，却不肯轻易卖给穷人，还趁火打劫，把米掺上糠，泡上水，提高价格，缺斤少两地卖给穷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父亲把我的小妹以一斗米的身价卖给一个亲戚。一个富裕点的亲戚想买我当他的儿子，家里一连卖了几个孩子，父亲实在不忍心，就没有答应，我才侥幸没有被卖掉。

为了养家糊口，我10岁左右就上煤窑干活。每天挑着六七十斤的煤炭还要翻两座山，挑到20公里地以外去卖，挣钱养家糊口。早上3点钟左右起床，喝点稀饭就要去干活，到晚上10点钟才能回家。因为年纪小没有力气，返回时又饥又饿，脚也肿了。为了让脚消肿，用烧红的砖垫上烂草鞋，把浮肿的脚踩在草鞋上，在烧红的砖上倒上尿，用蒸腾起来热气熏浮肿的脚。这种办法很灵，效果很好，浮肿的脚很快消肿了。一个有钱的财主在本村西山上开了个小煤窑，由于资金有限，设备简陋，洞开得很小，大人无法爬进去。那些窑主就招了许多童工去挖煤，马从炘也当了童工。他人小，身体很弱，要和成年人干一样的活，一天只能吃两顿酸菜和糙米饭，住的是草房，连被子都没有。我年幼力小，虽然拼命地干，老板还是不满意，不是用皮鞭抽，就是恶狠狠地骂，嫌我干活慢，硬是把我们父子俩赶走了。

父子俩回到家中租了地主的七、八十担谷田耕种。二哥去学裁缝了，父亲又年老腰痛，结果家里租的七、八十担谷田地都落在了我的身上。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连犁耙都拿不动，还要整地，施肥，地弄不好，秋后就没有好收成。庄稼收成不好，租子却一点不能减少。1924年赶上闹旱灾，辛辛苦苦干了一年，连租子都交不起，借了地主三斗粮食，地主天天逼债，还把父亲吊起来一边毒打一边威胁。父亲为了全家人能活命，被迫将二哥卖掉，换点钱来救活全家。一共20多块银元，相当五担稻谷。父亲拿着卖儿子的20多块银元刚要回家，路上被一个姓邱的赌棍看在眼里，硬把父亲骗去喝酒，有意用酒把父亲灌醉，然后再拉去赌博。赌棍趁着父亲喝酒后稀里糊涂的，便硬赖父亲输了几十元钱，就把父亲卖二哥的钱全都抢了去，临走还把他父亲的衣服剥下拿走。第二天，姓邱的又找上门来要帐。父亲酒醒以后，明白过来气得要死。被逼无奈，父亲就把祖母的坟地卖了一部分才算抵了一部分债。剩余的按高利贷还债，沉重的高利贷压在父母亲头上，年年还债，年年还不清。

走投无路，只好跑到茶山上去打短工，地主为了剥削穷人的血汗，常常雇些身强力壮的人领着短工干。那年是1926年，我才十五、六岁，个子矮，力气小，体弱多病，身患疟疾，发高烧，地主借口说我干活偷懒，扣工钱，只能得到成年工的一少半。听人说，到福建的深山老林里伐木、伐竹、挑纸脚等，工钱比较高，每天可以挣得一块银圆，我就去了。一百来斤的纸担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为了钱，只好拼着命干。刚做到两个月，疟疾病犯了，再也挑不动了。想回家路途远，土匪多，个人不敢走，住下来又无亲人照顾。好不容易捱到年底，凑在一起30多人才上路回家。当我们走到福建江西交界处一个叫挨岭的地方，还是遇到一伙土匪，把我们几十人的钱财一抢而光。辛辛苦苦积攒的20几块钱被劫去了，还差一点送了命，吓得我很长时间神经恍惚。

参加革命

1929年，刚20岁的我正式参加革命，当了赤卫队员。大大小小参加了几十次战斗。1931年5月，上级调我到赣南特委教导队学习，住在兴国县新李家祠堂，学习了许多革命道理，懂得了革命不是为个人谋利益，而是为天下劳苦人民得解放。因为第三次“围剿”打得紧，这次仅学习了一个月，我就被编到兴国独立六师特务连，驻在离兴国县城10多里路的江背洞石门。兴国县城里的敌人多次来进攻，都被我军打退。特别是孤牛岭战斗，打得相当激烈，消灭敌人一个营。7月份的一次战斗中，我带领全班战士掩护师部撤退，在齐腰深的河里拼命地向河对岸游去。因为我不会游泳，没有被打死，却差一点被淹死。第二天，在兴国又展开了激烈战斗，敌人主力被我军消灭。我独立六师攻入兴国县城，敌人的伤兵、病号住满祠堂，臭气冲天。败退的敌人余部向毛布、于都、赣州退却，独立六师随后紧追不舍。这次追击一路上臭气熏天，熏得我得了病，发烧40多度，上吐、下泻，人事不醒，被抬回兴国后方医院治疗。那时，说是战地医院，其实即无医生，又无药品，只靠几个老太太用土法治疗，熬姜汤，扭腰转脖子，实际上是等死而已。医院无办法，就让我回于、瑞、会根据地治疗。我一个人去根据地，不能走路，就爬着往根据地奔，每天只能爬一、二十里，离区政府只有60里路，整整爬了3天。区政府主席马德明看我病得那麽重，立即找来中医给我看病，吃了几副中药，才见好转。那时，于都县城刚刚解放，我跟着区政府回到家乡。身体还没有复员，区政府就命令我组织游击队，要我当游击队长。我在教导队学习过，懂得一点军事知识。不久游击队编成县警卫连，我任连长，兼任区赤卫队营长。我带领游击队肃清残敌，巩固发展了苏区。

1932年，警卫连编入于都县独立营，我任第四连政委。同年10月，县委书记把我调到区里做扩红工作，又扩一个红军连，我任连长。带着连队上前方，刚走到于都桥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保卫局后方分局将全连干部战士全部人员都留下，编入特务营和后勤各单位。这个连的战士素质都比较好，大部分是青年团干部、村长、武装部长等，统统编为战士，我也从连长成了一名战士。我从当红军的那一天起，心中只想着为劳苦大众做点事情，从来没有计较过个人的利益，更没有想到过要当个什麽干部，捞什么好处，所以从连长又变成战士，思想上一点意见都没有。在红军部队里，从来都是官兵平等，吃一样的饭，拿一样的伙食票子，当干部的不比当战士的多拿一分钱。两个月后，上级调我到分局里当科员，责任大了，工作也比过去忙了。1933年8月，后方分局合并到国家保卫局。国家保卫局是红军最高的保卫机关，我没有文化，当干部深感不能胜任，就主动要求下部队。得到局长同意，调到保卫大队。经过严格训练，不久又调到中央局警卫班工作。在瑞金中央苏区一年多里，我在中央局任警卫员时，负责中央首长的警卫工作，并负责给中央领导同志送信。班长在前方部队里当过连长，是个老同志。当时，我的身体虽不是太好，但十分灵活，能跑能窜，特别是走山路，比我高一头的同志也跑不过我。加之我从小在赣南的山里长大，对山区的情况较为熟悉，所以接送护卫中央领导的任务多是派我去。中央首长陈云、罗迈(即李维汉)、王首道等，谁出差我就跟谁出差。我还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送过秘密信，从来没有出过问题，得到了好评。

护送周恩来副主席回驻地

1934年4月的一天，周恩来从军委驻地到中央局来开会，天下着雨，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夜里。当时中央局设在一个叫厦霄的地方，虽是4月，但入夜以后却有些冷。警卫战士披着蓑衣，在雨中的松林边守卫着，当时的情况十分复杂，虽是有些冷，周围也很静，但大家没有丝毫松懈。周恩来随行带来一名警卫员，老想抽袋烟，可雨把火石淋透了，怎么也打不着，我也替他着急，却爱莫能助。不远处竹房里的灯还在亮着，窗户上黄澄澄的灯光透过雨雾看上去有些迷蒙，那时候我还很年轻，懂事也少，不知这些领导有什么事需要商量这样长的时间。

大概到了三点多钟，会议室的门开了，我们立刻振作起来。班长把我叫过来，命令我护送周恩来回军委驻地。周恩来和张闻天、博古等握手道别后朝我走来。我赶忙提着马灯迎上去给周恩来照路，并在行军礼的同时问周副主席好。周恩来十分规整的还了军礼，说：“小老表，只好辛苦你了。”说着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的心头热乎乎的，周副主席轻轻一拍，仿佛把我浑身的寒气也给驱散了。我早就听说周副主席是个留洋的学生，这时我十分惊异地发现，周副主席的脚上和自己一样穿着草鞋。没穿过草鞋的脚要是乍一穿和上刑差不了多少，可周副主席看来已经习惯了。解放以后，每当我在电影上看到周副主席穿着皮鞋接见外宾的时候，就想起马灯下，烂泥里，周副主席那双穿着草鞋的瘦脚，历史的沧桑之感顿上心头。

从厦宵到军委驻地大概有四、五里山路，在红军到这里之前，根本没有这条路，荆棘丛生，坑坑洼洼，又是在雨中的夜里行走，我很为周副主席担心，所以总是提着马灯走在前面。我虽然个子小，比周副主席矮一头，但从小就生活在赣南山区，并不把夜走山路当一回事。周副主席的随身警卫员走在后面，是湖南人，此时对我抱怨江西的路难走，似乎湖南的路要好一些。周副主席见我十分灵巧，老是夸奖我，还说怪不得班长派你来呢!周副主席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参军的等等，我一一作答。最让我信服的是周副主席那种乐观的情绪，边走边说笑，没有丝毫的倦意。由于口音的关系，我听不大懂周副主席说的什么，但却能感到是一种对革命前途的自信和乐观。

翻过一座山后，一条很宽的山溪挡在前面。我知道山里没有深河，但由于下雨，水流却很急。在寂静的夜晚，流水的声音响彻山谷，走不好也会出危险。我说，周副主席先在这边等着，我先淌一遍试试。我刚要朝水边走去，周副主席一把拉住我说：“咱三个搭着肩，牵着手一起过，人多力量大，相互好照应。”马从炘坚决不肯，周副主席死拉着他不放，一时争执不下。这时，周副主席的警卫员要与我一起去，周副主席还是不同意，并说这是命令!我们的任务是护送首长平安到达目的地，这样的命令我不能执行。我斩钉截铁地说。

随后周副主席十分动情地说：“马从炘同志，你的生命和我的一样重要，我们要干的事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所以要好好珍惜这条生命，如果你不听我的话，咱们就不过河，等天亮以后再走……”

听了周副主席的话，我激动的眼泪都流了出来。我从小就病病殃殃，不是疟疾就是痢疾，浑身是疮，没人拿我的生命当一回事，就是父母也总是无耐地说，如果命大就活，命小也没办法。像周副主席这样的大人物却把我的生命与自己的生命等同起来，又怎么能不让人感动呢？最后三个人手牵着手一起趟过河，安全到达总司令部驻地。

跟陈云同志当警卫员

1933年秋天，陈云从上海来苏区时，领导派我去接。我没见过陈云，那时候也没有照片，班长对我说，你只要看到一个商人，右手拿一把黑色的纸油伞，左手提一个竹箱，小个子，那就是陈云同志。接头地点在瑞金的机场方向，时间是下午三四点钟。虽是在飞机场，但陈云不是坐飞机来。这个机场是国民党用来剿共用的，却从来没有使用过。我没见过飞机，也不相信世界上还有铁的东西能在天上飞!在以后的几次围剿中只是听说飞机来过，由于找不到目标，加上瑞金地区，整日云雾缭绕，飞机往往在外围震唬一下立即返回。

根据路程，我吃了午饭去也耽误不了，但我不放心，怕让陈云同志在那里等。就当时的情况而言，红军虽是控制了瑞金一带，但国民党的特务和土匪却时常出没，陈云又是商人打扮，要是让土匪碰上那是十分危险的。我去炊事班的锅里弄了一捧半生不熟的米饭，边走边吃。竹林小溪，鸟鸣水潺，心里高兴，一路飞跑，到飞机场时还不到一点钟。

这个所谓的飞机场是南北走向，有五六亩地大小，班长交代我陈云同志从北边来，我就在北口的山坡上找一块树木较密的地方隐蔽起来，我能看见下面，下面看不到我，心里挺得意。我一身山农打扮，穿得是在老家闹农会时的那身衣裳。参加红军以后虽然有了军装，但这身破衣服我一直没舍得丢，后来还真派上了大用场，在长征路上我把这身衣服化整为零，打草鞋用了。

等了两个多钟头，陈云同志来了，一如班长交代的那样，一派商人打扮，我赶忙上去敬礼，并接过陈云手中的竹箱。

陈云笑着问：“你怎么知道没接错人?”

我说：“我在这里等了两个多钟点了，没有一个人路过，你又是买卖人打扮，不会错的……”

陈云拍着我的肩膀直乐……

由于工作的关系，从毛主席、周总理到十大元帅十大将及其他名震中国革命史的精英人物，我几乎都见过。在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东西，那就是洒脱和平易，让你感到那样亲切，他们是从心里喜欢战士，绝对不是故作姿态。

陈云也是如此，一见面，就问我吃过午饭没有，我说吃过了，陈云说：“你吃过了，我可没吃，这样吧，你找一个地方，咱俩吃碗面，一来呢你等了两个来钟头，也应该饿了，再者也算祝贺我平安到达中央苏区……”

陈云还没说完，我就着急地说：“我没有钱?”

陈云大笑起来，说：“当然是我出钱请你了，哈……”

陈云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乍一来到苏区心里很宽敞。我们边走边说笑，陈云对苏区的一切事情都感到好奇。大概走了三里多路，路边有一家米粉店，所谓的店只是个只有顶子的竹棚，里面苍蝇轰轰，盆里的那些米粉不知泡了多少天了，白而且粗，陈云也知道苏区的生活艰苦，有这样一个店已经算是不错了。他一撩长衫坐下，要了两碗，那老板也难得开张，所以特别勤快，窜前跑后，又是刷碗又是倒茶。此人目光炯炯，身材高大，腿脚特别麻利。这时我忽然想起来中午路过的时候，这里有四五个人在店里坐着闲聊，现在就老板自己，于是就警觉起来。我让陈云坐着别动，提着枪在竹棚外边的乱竹丛里转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情况。那老板一看我手里的枪，就说，你们尽管放心，我是拥护红军的。说着在我对面坐下来。我说，你就坐在这里，在我们吃饭期间不要离开。老板说，他儿子也是红军等等。老板越这样说我越不放心，三口两口吃下那碗米粉，专门盯着老板。我了解这地方虽在路边，但四周没有人家，这条路只通中央局的所在地沙洲坝，以前他来来往往也没见过这间铺子，于是更疑。

陈云吃饭很慢，我有些着急，于是来到棚子外边，朝四周的高处看着。陈云总算吃下了那碗米粉，付了钱出来，老板跟在后面送客，我上去挡住他，并让陈云顺着这条路先走。陈云知道我的意思，就朝高处走去。我和老板又回到店里，盯着老板说：“你要是真的拥护红军，我在这里先向你说句对不住，你要是土匪的眼线或者国民党的特务，今天你也别想闹名堂，我来的时候看见你这里有四五个人，告诉你，你那些人不是我的对手，在红军里能干了我这个活的，没有白吃干饭的!”

老板继续申辩，我根本不听，等陈云走出一段路后才离开。事后证明我的小心不是多余，五天以后我又路过这里，那棚子还在，老板却不见了。

护送陈云到了沙洲坝厦宵村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博古、张闻天、周恩来还有毛泽东同志都在那里等着。直到此时，我一直紧张的心才算放下。

从这时开始，我成了陈云的警卫员，同时在一个党小组。有意思的是我是党小组长，陈云是组员，一到过组织生活的时候，我就十分紧张，深怕自己水平低，说错了什么话。陈云就鼓励我大胆地讲，我往往讲不几句就没话了，在这种情况下多是陈云给大家讲些革命的道理，或教大家认字。我的文化水平虽是一般，但教我识字的全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名人。除了陈云，老师中还有邓颖超、陆定一、王首道等人。我跟邓颖超学识字，我一点基础没有，所以特别吃力，总是记不住。邓大姐就把字写在一块刮过的竹板上，让我反来复去的念，并让我用竹棒在地上划。邓大姐对我说，边划边念就能记住。那天吃过晚饭后，我蹲在地上划：‘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时一个“小个子”首长在我面前蹲下来，我刚要起立敬礼，“小个子”首长又把我按下，还夸我用功。随后“小个子”首长指着其中的“联合”问该念什么，我从上面往下数，“小个子”首长却把上面和下面的字都抹掉了，这下子我可毛了，一脸窘态，“小个子”首长却哈哈大笑起来。“江西人吧?”我点点头。“小个子”首长又说：“我们所说的识字，是认字的模样，知道它的意思，不是让你挨个数。只要把它的样子记住，不管这个字出现在什么地方，你都知道它当什么讲。你的先生是谁?”

“邓颖超同志”，我高兴的回答。

“好，邓大姐有耐心，你就坚持学，什么地方不会就来问我，我叫王首道。”

就这样，我又认识了王首道。

1934年6月，党中央在瑞金沙洲坝召开了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刚结束，第二天，敌人派了八架飞机来轰炸，礼堂被炸掉了，因为会议已经结束，没有伤到人。可是在防空洞口炸死一个人，从此，国民党反动派连续轰炸了好几天。有一天，罗迈(李维汉)带我去现场视察，刚走到距现场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敌人八架飞机又来了，他们立即卧倒，隐蔽在水田的田坎下，炸弹的弹片四处飞扬，两人险些被炸伤。为了避免敌机不断来轰炸，党中央机关各部委转移到西江县(当时新划县)内。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了，中央苏区的粮食十分紧张，围剿的敌人一天一天往前推进，四面封锁，前方打得紧，后方扩红支前忙，部队生活很苦，军民吃不上盐，穿不上衣，又无粮吃。人们长期不吃盐，不仅没劲还会生病。1931年到1933年，红色根据地刚刚建立那几年，军民的生活还过得去，因为贫苦农民刚刚分到田地。到了1934年就不行了，青壮年全上前线了，后方只有老弱妇女在家，地种不好，粮食就收的少。我家就是一个例子，四兄弟除一人在政府工作外，三兄弟都当了红军，家里只有患病的老母和嫂子，又没吃的，真是寸步难行，还能种什么地？那时，中央首长按规定每天有一斤米，却自动减去三、四两米，只有半斤米吃，邓颖超只要三两米。为了支援前方，后方人员还要挣钱、拣柴，给红军家属送米做优属工作，基本上是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陈云来到苏区以后任城工部长，作为领导的标准是每天可以吃一斤米，但陈云不忍看着同志们和前方战士挨饿而自己独饱，就借口说自己饭量小，吃半斤就行，并作为命令下到炊事班，炊事班也理解陈云的良苦用心，但又不敢违命，只能在陈云看不出来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多给一点。陈云当时也是青年人，半斤米自然不够，就在饭前多喝水，人一天天的憔悴下来。陈云的工作很累，每天不是开会就是写文章，陈云爱工作一阵子之后起来走两步，由于挨饿，体力不支，站起来的时候却要扶着墙慢慢的起来，然后再走动。

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觉得陈云再这样下去肯定会被累倒、饿倒，就打算报告中央。陈云不让我告诉其他中央领导，我就想办法找点能吃的东西，让陈云填饱肚子。在当时的环境下能找到的东西只有野菜、蛇和田螺。蛇不容易逮，也不太多，还是田螺较为现成。我就利用陈云中午休息的时候去稻田摸田螺。江西水田里的蚂蝗本来就多，加之我腿上成年的生疮，总是不封口，不是流浓就是流血，下水以后那些吸血的东西可来了精神，蛰得我直咧嘴。我把田螺摸回来以后，用水淘净，用灯油炒一下，(所谓的灯油就是茶油)放一点盐，我尝了一个，其香无比。陈云是个感情不太外露的人，我第一次给陈云端上炒田螺的时候，陈云一下子站起来，拉起我的裤筒，大声斥责道：“你腿上的疮感染了怎么办，以后不准再去!”

在参加革命以前，村里的富人把我的命视为草芥，我自己也没把这条命当成一回事，总认为早死了可以少受些苦，没有别得盼头。但投身革命以后，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也看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年代，不光是我，几乎所有红军指战员都把为同志、为革命献身看作是一种光荣和壮丽的事情。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照样去摸田螺，用来改善一点生活，补充一点营养。

由于党的左的错误路线的领导，第五次反“围剿”没有成功，苏区人力物力受到很大损失，中央红军被迫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4年10月12日，中央机关在西江县出发，开始是盲目的长途跋涉，躲避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剿，后来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才完成了有目的的战略转移，走上了北上抗日的道路。当时我的小妹马心娣只有16岁，是西江县青妇干事。小妹13岁参加革命，先后当了乡里、区里的青妇委员，15岁的时候就成了县里的青妇委员。她搞扩大红军工作非常积极，又很会说话。在我随中央红军出发前，她还来看过我，说她要跟着县委打游击，盼望哥哥早日打回来，说着两眼泪汪汪的。我说，一定会打回来的。谁知道，这一别，竟是兄妹俩的最后一次见面。解放后，我才知道小妹小小年纪，就为革命牺牲了生命。原来，我随部队长征走后，国民党反动军队几十万人涌进了于都县，敌人在每一个可疑的山头都驻满了重兵。留下的游击队决定分散隐蔽。在敌人的围剿下，有的英勇的牺牲了；有的被打散了；有的失去了联系。我的妹妹为了躲避敌人，隐蔽在大山里与敌人周旋，受尽了苦难。数万敌人在身后尾追，还有保甲团，到处搜查、烧杀，游击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后弹尽粮绝，只好躲在一个山洞里。第二天，敌人搜查时发现洞里有人，便大兵围困。洞里有二十几个人，洞口小，敌人不敢进去，就用草堆在洞口，混上辣椒，点着草堆，用烟火熏游击队员出来。二十几个人没有一个人出来投降，全部被烟熏死在洞里，其中我的小妹年纪最小。我的二哥马从煌是宽田区委武装部长，也是留下的人员之一。他从敌人的围追中逃出来，逃到福建做工度日。解放前夕，二哥马从煌以为躲了这么多年已经没有事了，谁想刚回到家，就被敌人发现捉起来杀了。

长征出发前王首道陪我与家人告别

北上长征开始，陈云调任红五军团政委，我还留在中央局，直接在王首道的领导下。长征的第一天，部队行军路过我的家乡，晚上驻扎在家乡的邻村。晚上宿营时，王首道来了，把我叫到一边说：“马从炘同志，咱这一去生死不明，听说你的家离这里不远，你家有老母，就回去看一趟吧!尽忠尽孝是中国人的传统，我要了两匹马，咱立刻走，天亮以前准能赶回来。”

我的眼泪立刻流下来，自从队伍进了于都县境，我就有这个念头，但参加革命以来，个人要求一直忍着不敢提，王首道的提议，我竟然激动得抽抽泣泣地哭起来。王首道说：“你哭什么，咱还不快走!回去看看老母和嫂子。”

我说：“不用骑马，过了这条河就是我家，走着也用不了半个钟头。”

那天下着小雨，我前面带路，王首道紧随其后。到了家，母亲一见儿子回来，就拉着我的手泣不成声。母亲听到了风声，红军要走很远，心里实在难过。我的大哥马从辉当红军，要跟中央总供给部行军北上；二哥在区武装部工作，留在根据地县独立团与敌人周旋；我要跟中央局参加转移；弟弟马从金参加红军，随红三军团也要出发；家里六姊妹，五个参军、一个在县政府工作，只有我的大嫂和母亲在家。母亲能不难过吗？见母亲泪眼汪汪的望着儿子，王首道也落了泪，说了些让老人宽心的话。马从炘母亲身体本来不好，这时候咳起来，王首道扶着母亲给她捶背。临别时母亲千叮咛万嘱咐，让“王家大哥”照顾好我。母亲送我们到门外，王首道在我耳边小声说：“给老人磕个头吧!”我随即跪下来，声泪俱下：“儿子不孝，在这里谢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如果今生不能报答养育之恩，来世再报吧!”说罢大哭起来。

母子分别本来就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又是在那种环境下，知道此去凶多吉少，说不定就是永别。王首道见我此状，立刻把话接过来，说：“你这是什么话!老人家还指望你将来打下江山过好日子呢!”

我们回到驻地，部队就立即出发了。这次转移是彻底大搬家，把中央苏区的兵工厂、印刷厂和造银洋的机器，还有无线电机，各种文件、书籍等，都搬走了。用了中央苏区扩大红军时一些四、五十岁的老同志当脚夫，跟着部队一起行军，其中我村里就有好几个。当时，中央红军号称30万人，也包括了这些挑夫在内，因为辎重多，30万人的队伍，行军速度极慢，又是走山路，敌人一路围追堵截，要冲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明确了北上抗日的方向，才挽救了革命。长征路上，我担任王首道的警卫员，跟随着部队，历尽艰险，走完了二万五千里行程，胜利到达陕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