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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长征路——老红军胡桂林访谈录

[日期:2026-03-02]   来源:  作者:李金陵   阅读: 3930 [字体: ]


笔者按:这是笔者30年前,也就是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时,采访老红军、原微湖大队副大队长胡桂林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原载《两代人》杂志。在建党105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今天,重新修改推出,意义深远。

 

1955年胡桂林授上校军衔

济南无影山军区干休所。一座被“爬墙虎”覆盖的小楼。一声“胡伯伯”刚叫出口,86岁的老红军胡桂林便笑微微地站了起来。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久久不愿松开。好多年没见了,老人高兴得眼里闪动着泪花。

访谈就在这感人的氛围中开始了。

胡桂林,江西省赣县吉埠乡建节村人。1911年9月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1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警卫营当战士。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战役,胡老都参加了。长征途中,他一直随红三军团司令部行动,当通讯兵。下面是胡桂林老人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他的长征故事。

麻田见到毛泽东

1930年底,蒋介石在结束了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混战之后,立即调兵十万,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组织指挥对中央革命根街地和红一方面牢进行大规模“围剿”,第十八师师长张辉费任前敌总指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针对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下达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敌军进入我根据地后耳目闭塞,对我军的行动一无所知,处处扑空。我红一、三军团以逸待劳,消息灵便,对敌人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张辉瓒率其第十八师直属队及两个旅于12月29日进至龙冈,红一、三军团接到歼灭该敌的作战训令后,立刻从小布、麻田地区直扑龙冈。于翌日上午10时许,对该敌发起总攻。那时,我们打仗个个不怕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为牺牲的同志报仇,为父老乡亲报仇。此战,全歼敌人第十八师两个旅1万余人,生擒敌师长、前敌总指挥张辉费。后又在南团歼灭五十师一个旅,胜利粉碎了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在龙冈战斗中,我们缴获了张辉瓒的电台。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电台里正传出哇啦哇啦的呼叫声,几个战士不懂是啥玩意,就要把电台扔下山谷。这时,三军团参谋长邓华飞马赶来,大声喊道:不要扔!这可是宝贝疙瘩,赶快抬到司令部去!当时,三军团彭德怀几位首长一商量,决定用赎买政策,在俘虏中找到电合台长和姓陈的报务员,答应一个月给他们每人30块大洋,请他们留下来,为红军服务。三军团又从部队中抽调几十名出身好的战士,组建了三军团电台队,紧随军团司令部行动。我就在这时从警卫营调到了电台队,当了通讯兵。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三军团开到东韶、罗川、麻田一带休整,在麻田召开了军民祝捷大会,毛泽东同志到会讲了话。这是我参加革命以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心里非常激动。战士们都知道,龙冈、南团的胜利,都是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的。祝捷大会开过以后,当地群众给张辉瓒戴高帽子游街,旋即将其处死,并将其首级割下来,放在一条船上,从长江漂流而下,直抵南昌后,被国民党收葬于岳麓山。


右为胡桂林,左为孙新民

魂归雪山的老班长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以后,红一方面军又相继取得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伟大胜利。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终于没能夺取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

长征时,我正值血气方刚的年龄,不知什么叫累,在电台队,我负责挑担子。8节竹子连起来的电线杆,还有天线、绳子,杂七杂八,足有五六十斤重。过雪山、草地,我都挑着,丢了脑袋也不能丢掉通讯器材。一到宿营地,我就立刻架天线。军团长彭德怀要不了几分钟,就会来到电台,同中央和兄弟部队联系。一路上,只要战斗一打响,我作为老兵,立刻去战斗连队当班长;战斗一结束,我又回到司令部当通讯兵。长征路上,国民党军围追堵截,每天都要交火三五次。过红河时,一个师的敌人阻击我们,空中有敌机狂轰滥炸,地上有机枪扫射,许多马匹被炸死,许多战士倒在血泊中。

过雪山时,部队给每个战士发了一条毛巾,捂在嘴上,只用鼻子呼吸。每个人还发了点生姜、辣椒。生姜可以御寒,辣椒放在鼻子下闻闻,辣味一呛,可打出许多喷嚏,这对身体有好处。三军团司令部有个已经四五十岁的老炊事班长,他背着一口大军锅,还有一些柴禾。每到宿营地,战士们纷纷躺倒休息,他却要挖灶埋锅做饭。老班长的儿子在连队当兵,爬雪山时,父子走在一起,我离他们也只有十几米远。我挑着担子,顶风冒雪,艰难地向前行,每走一步都要用很大的力气。老班长身背大铁锅,还有柴禾,目标大,更招风,在风雪中摇摇晃晃,走不动,就往前爬。儿子劝说道:“爸,您把铁锅扔了吧!这样背着走太危险。风雪中传来老班长的怒吼声:“混小子,把锅扔了,过了雪山,拿什么做饭吃?!”老班长骂完儿子,又艰难地往山上爬去。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狂风卷着雪花,就像一卷白毯在旋转,在抖擞,在飞舞,似把把利刀刺向饥寒中的战士,嘶咬着冻得麻木的肌肤。

老班长一步一步地挪动着,爬到一个山口时,一股强劲的暴风雪袭来,老班长的身子晃了晃,倾刻间连人带锅被刮到了山下,消失在茫茫雪海中。儿子撕心裂肺的呼喊声回荡在群山雪峰间。许多战士,包括我,都眼睁睁地看着老班长被刮下山去,却无力救助他。多好的老班长啊!


前中间为胡桂林

过草地

1935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继续对张国焘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会后,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在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等率领下,由毛尔盖出发,跨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于8月下旬抵达巴西。我仍跟随编在右路军的红三军团司令部行动,每天行军,我依然带着通讯器材。过草地前,我们准备得很匆忙,毛尔盖的老百姓也缺粮,很难买到粮食,每人也只搞到够吃三四天的口粮。

草地,实际上是水草地,到处是黑黄的臭水,纵横一千余里。草地的气候变化莫测,一年四季都是忽风、忽雨、忽霜、忽雪,或是一场大冰雹。老是见不到太阳,天地一片混沌。所谓天,就是笼罩在无边无际草原上的迷雾;所谓地,就是隐藏在密草下的如胶似漆的泥泞的陷坑。要找干燥点的地方露营搭棚子,那是妄想。

宿营时,战士们两人一组,或三五人一组,背靠背地坐着互相取暖。天明醒来,拍拍对方的脑袋,往往是不见有何反应。一起身,对方就僵硬地倒下了,再也不会起来了。许多战士未能走出草地,被饥寒、伤病夺去了宝贵的生命。我们自带的粮食很快就吃完了,只好挖野菜,吃草根充饥,许多战士由于误吃了有毒的野菜而送了命。我们的军团长彭德怀为了让战士们吃上东西,把自己心爱的战马也杀了。我们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走出了草地。

俄界会议后,我所在的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下继续北上,走过残缺艰险的栈道,突破甘肃南部的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脱离了雪山草地,到达甘南的哈达铺。1935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直罗镇召开会议,决定以陕北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随后渡过渭水敌人的封锁线,翻过六盘山高峰。10月19日抵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十五军团会合。中央红军长征历时一年胜利结束。

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机关就设在瓦窑堡的一排窑洞中。我被调到中央保卫局任执行干事,担负中央领导的安全保卫工作。当时我经常目睹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领导人通宵达旦地工作,部署全国各战场的重大战役。有时,主席工作累了,就出来散步休息,同我们聊聊天,问我们是哪里人,当了几年兵,上过学没有,教导我们要学文化,将来胜利了会有大用场。直到1955年主席到济南视察,我们在车站迎接,他老人家还握住我的手,亲切地叫出我的名字。至今回想起来,仍令我激动不已,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的平凡,他的平民作风,他的平易近人,他的惊人记忆力,他的容天纳地的博大胸怀。


左为胡桂林

四次大难不死

在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中,胡桂林同志历任中共中央新编十九旅特派员、一一五师六八五团五连副连长、六八六团六连连长、六八六团教导队队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1941年2月至1945年先后任湖西独立团一营营长、党委书记、湖西军区微湖大队副大队长、鲁南军区独立支队微湖大队副队长、湖区剿匪指挥部副总指挥。解放战争时期调任鲁南军区三分区十七团副团长、团长,参加了孟良崮、济南、淮海等著名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徐州警备六团团长、淄博军分区副司令员、淄博市人民武装部部长等职。

胡老还对我讲述了他四次化险为夷、大难不死的传奇经历:那是在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中,有一天,我和司务长还有两个战士去一个小集镇买菜。大约是在早晨六、七点钟,菜还没买到手,突然国民党侦察机来了。由于当时红军缺少防空武器,敌机大都耀武扬威地超低空飞行,地上的行人看得清清楚楚。敌机一来,当地老百姓很快就找地方隐蔽起来。我们不熟悉地形,只好赶紧卧倒。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我便被震昏了,等醒来一看,我们几个身上被埋上了厚厚一层松土。炸弹在我们左边炸开了一个深两米、宽十几米的大坑。幸而我们正处在炸弹爆炸的死角里,只是被炸起的泥土埋了起来,一个都没受伤。第二次是红军长征走到四川贵州的一个交界地区,敌机轰炸,我们四散隐蔽。我跑到一个木板房里,一颗炸弹正落在木板房附近,房子被炸坍了,十几位红军战士倒在血泊中,我只被坍塌的木板压住了肩膀,负了点轻伤。第三次是在山东微湖大队任副大队长时,有一次,我带着一个班执行任务,被日军包围。我带着战士们浴血奋战,拼死冲出重围。我当时穿着肥大的棉袍,棉袍被日军机枪打穿了几个洞,我却没有受伤。第四次是一颗哑弹救了我的命。微湖大队出了个叛徒王二么,在一个破庙里,他猛地用手枪顶住了我的太阳穴,并露出了狰狞的嘴脸,声言今天就送我回江西老家。王二么扣响了扳机。黑暗中被叛徒偷袭,我自觉是必死无疑。然而,奇迹出现了。枪响了,子弹却卡了壳,是个死火,我趁机逃离了叛徒的魔爪。后来王二么被我们捉住处决了。

我这个人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四次大难不死,真是幸运。说到这里,胡老竟调侃地笑了。话题又转到了当前的党风和社会风气问题,胡老说:50年代,我在淄博兵役局当局长时,办公室连桌椅都没有,开会时,各科科长都是自带凳子参加会议,各人用各人的茶缸子喝开水。现在干部腐化到如此地步,我们这些用枪杆子打江山的老同志实在看不下去。

胡老的几个子女都是靠自己努力奋斗干出来的。老人的女婿说:“所谓一类爸爸不说话,二类爸爸打电话,三类爸爸跑断腿,四类爸爸没办法。老人清廉一生,我们这些做子女的,无论什么事都不为爸爸添麻烦,我们都知道说了也白说,老人也办不了,能办也不办。”

要和老人告别了,老人舍不得我走,见我起身往外走,竟伸出手,孩子般地哭开了。我又返回,拉住他的手,也落了泪。我只能在心里暗暗祷告:祝老人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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