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秋天，张运海在三孔桥第九小学插班四年级读书。学校的柳务本先生是他的启蒙老师。因受“五四”运动新思潮、新文化的影响，柳先生常向学生传播马列主义，介绍十月革命。他宣讲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时，总是感慨激昂，怒形于色。张运海四年级初小毕业时，柳先生调走了，张运海这伙有了一定思想觉悟的青年也就失学了。1927年北伐途中，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举国上下，一片白色恐怖。这伙失学失业的青年忧国忧民，甚感前途茫然。为寻求革命真理，张运海联合志趣相投的同学便成立了“青年读书会”。不久，从国民党四十九军弃职的张天刍（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回到夏镇三孔桥老家。他因不满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便和张运海为首的读书会青年结下机缘。张天刍带回的许多进步书籍任他们选读。有了这个好条件，张运海他们读了许多革命书籍，悟到了一些革命道理。
1931年1月，张光中来夏镇进行建党工作。这年7月，经张光中介绍，张运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月，又通过张天刍的关系，张运海在沙沟车站考取了铁警。他利用“铁警”的合法身份和铁路工人交朋友，进行秘密建党活动。张运海先后共发展了11名党员。后来，有一个名叫申立功的路警，在徐州被捕。他经受不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可耻地叛变了，并出卖了张运海。徐州国民政府警察局按照申立功提供的线索，立即发报，叫设在浦口的铁路警察局逮捕张运海。那时，张运海正在乌衣警校学习。1933年8月24日，客车从乌衣行至临城车站，张运海被逮捕。第二天，当局把张运海押回浦口铁路警察局审问。敌人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耍尽了花招，张运海始终装作不懂啥是共产党，敌人只得暂停刑讯。
张运海被捕后，党组织非常着急，派郑安良、李成祥带着张天刍先生写的信，利用熟人关系去浦口监狱营救。郑、李二人在南京四处奔走，可能因张先生弃职失宠，或因政治犯干系重大，几经辗转，毫无作用，只得转回。
在狱中张运海认识了一个看守，和张的家兄重名，也叫张运昌。论祖谱张运海对张运昌以大哥相称。有了这层关系，张运昌对张运海的遭遇深表同情，在狱中，张运海得到张运昌的多方帮助和照顾。一天，张运昌环顾四下无人，小声对张运海说：“运海弟，他们准备把你押转徐州监狱，你看怎么办呢？你在徐州是否有熟人？我设法替你联系。”当时，张运海就托他去给李成祥、郑安良送信，告诉郑、李二人来狱中叙话。当天下午，张领着李成祥来了。张运海就把把张看守透给他的情况告诉了李成祥，并叫李去找徐州车站下“竹记茶叶店”店员吴步军。吴是夏镇南三八街人，是张运海的舅舅，以后有事就通过吴步军联系。
第二天，张运海被押到国民党徐州警备司令部监狱。这里押着许多共产党人。其中有个叫冷其英的，他们认识。冷其英是江苏省邳县人，被捕前，是徐、海、蚌特委委员。通过冷其英的介绍，张运海才知道共产党遭到大破坏，特委的同志和沛县一带的党员，大部分被捕了。张运海预感到郑安良、李成祥在徐州不光对自己无济，且非常危险，当天夜里，就给舅舅吴步军写了一封双关语的信。让郑、李马上回家。
舅：
请转告表兄，我在徐很好，望家中不要牵挂，唯天气寒冷，着其迅速返里，筹备棉衣御寒。恭祝健康！
甥运海叩上
郑、李二人看了张运海的信后，当天下午离开徐州回到夏镇。
在徐州警备监狱，敌人审问了张运海两次。第一次他仍不承认是共产党。收场时，警官威胁说：“张运海，你的问题我们很清楚，你不要敬酒不吃，我们有办法让你老老实实的交待。”当第二天再审问张运海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张运海预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就在他准备受刑的当口，突然，一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他面前。
“运海，你就招了吧！我什么都说了。”叛徒申立功哆哆嗦嗦地劝告张运海。“无耻”张运海怒吼道，随即就保持缄默。往后，敌人就不再审问，判张运海15年徒刑，押回南京监狱。
张运海身陷囹圄，却并不感到孤独、苦闷。难友们像亲兄弟一样互相照顾，互相爱护，互相鼓励，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对共产党主义的信念豪不动摇，他们虽然遭受到非人的摧残，身体非常虚弱，但革命的意志反而更加坚强了，在同敌人斗争中，他们学会 了讲究斗争方式，注意斗争策略。国民党南京监狱中关押的大都是政治犯、共产党员。通过难友们的交谈，他们发现 一部分同志仅作为嫌疑犯而被逮捕入狱的，敌人并没有证据。狱中党组织就帮助这些同志写呈子，要求无条件释放。通过这一斗争，先后有十几个人被释放出去，有的人入狱时是普通的群众，出狱时却有的成为共产党员了。
在狱中，难友们还进行了绝食斗争，要求去掉脚镣手铐。被判处10年以上徒刑的同志，都带着沉重的刑具，行动十分不便 ，身体倍受折磨。他们派出代表，向狱方交涉，要求去掉刑具。监狱长总拿上峰规定，不可更改为由，对他们的要求不予理采。面对敌人的暴行，难友们决定进行绝食斗争，头一天，全监狱戴脚镣的同志一齐绝了食。第二天，为了声援这一斗争，其他难友也开始绝食，第三天敌人抬来了香喷喷的白米饭和白菜炖猪肉，想瓦解难友们的斗志，难友们连看都不看，回敬的是高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连饿晕了的同志也跟着小声吟唱。雄壮的歌声在狱中回荡……。第四天中午，狱卒照常拎来了白米饭和白菜炖猪肉。监狱长也来了，那一副虚伪奸诈的面孔收缩着，无可奈何地摊开了双手，破锣似的哑嗓开了腔：“诸位听着，早上，监狱方面作了研究，决定答复大家要求，去掉脚镣手铐，不过，要规规矩矩，不许乱来，否则……。”大家不等他说完，一起“呸”了一声。共产党人干革命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奈何以死惧之？!
斗争胜利了！难友们认识到：狱方是不敢饿死这些政治犯的，出了问题，不好向上峰交待，只好向难友们让步。
怎样度过监狱中漫长的岁月，是摆在难友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息尚存，就要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斗争不止，监狱是新的战场，狱中党组织领导大家开展了读书活动。其方法有两种：一是自学，许多难友入狱时，把随身书籍千方百计带进了监狱。林振海、庞子标、管文慰、袁宗道等托亲友利用探监的机会送来了一部分书籍，大家轮流着看。在读书的时候，门口、窗下派上岗，狱卒一来就打手势，读书的同志就连忙把书藏起来，或者用“中央日报”盖在书的上面，狱卒一走，又接着读起来。当时，他们读的书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论群众运动》等马列著作；还有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等。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庶民的胜利》，《今》等著名文章，就是从《新青年》中读到的。二是听讲。难友中知识分子很多，有些同志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很高。狱中党组织指派他们轮流举办专题讲座，讲完后再集体讨论。当然，主讲人也好，讨论也好，声音都小到最低限度，尽可能不让敌人听见。看守中有些穷苦出身的人，即使听到读书声也往往不加过问。一到他们值班，难友们就放心地学习、讨论。有的看守，由于受到教育，有了觉悟，还主动向他们传递消息，提供情报，帮助办事。
后来，敌人为了分化被捕人员，把张运海和部分难友押往南京反省院。说是反省院，实际和监狱一样，过的仍是监狱生活。张运海在反省院又结识了一批难友。
最令张运海难以忘怀的一件事：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迫使蒋介石释放政治犯，敬爱的周副主席和叶剑英同志、邓颖超大姐专门去南京反省院看望他们，迎接他们出狱。周副主席讲了西安事变的经过，讲了统一战线的形成，整个反省院沸腾了。周副主席的讲话 ，赢得了难友们一阵又一阵掌声。他们这伙“坐穿牢底”的囚犯，一旦获得自由，见到了亲人，心情自然是激动不已。1937年8月24日，张运海出狱了。在浦口上车时，又碰到了周副主席一行上车北去。在火车上，张运海的心情更加激动。猛然间，他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念头，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跟周副主席去延安。他把心里的话告诉了同车好友孔子寿、李振海。他们俩劝张运海不要这样做。孔子寿说：“周副主席在反省院时对我们讲过，希望我们开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你还是回家乡，找到地方党组织，拉抗日武装，杀敌报国吧！”在浦口车站，张运海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敬爱的周副主席，回到了微山湖畔的家乡——夏镇。
在夏镇，张运海找到郑安良，见到了金子良。郑安良是和他一块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彼此心照不宣，互相信任。这时张运海又想去延安，这次是安良说服了他。郑安良说：“过去咱找不到党，不是先组织了‘青年读书会’，张光中找到咱门上吗！现在咱还可以先干起来，一边干一边找党组织，咱们干着，会引起组织上注意，党会主动找我们的。”郑安良的意见显然是对的。
怎么干呢？张运海和郑安良找到金子良，鼓动他一起拉武装。过了几天，张运海看到队伍里人员复杂，地痞、流氓、赌徒、恶棍，乌七八糟，什么人都有。于是就拉出自己的枪支，成立了“夏镇人民抗日义勇壮丁队”。这支壮丁队，大部分是张运海和郑安良动员进来的兄弟爷们，一举一动都听他们指挥。就这样，夏镇有了第一支抗日武装力量。他们一边干，一边积极找党。在这期间，金子良组织的武装几次送往国民党的部队里。张运海他们却通过孙立堂在官桥车站西，老薛城里黄殿岗找到了渠玉柏。渠是老党员，正在腾县南部拉武装。不久，腾县县委孙俊才、渠玉柏确定张学周专门和张运海联系。后来，通过张天刍打听到苗宗藩、张光中正在沛县活动。张光中是张运海、郑安良的入党介绍人，老上级，1937年11月的一天，张运海和郑安良顶着刺骨西北风，到了湖西宋庄碰到了李本智。李认识郑安良，通过李找到张光中（原名张新亭）。见到了张光中这位革命的引路人，张运海、郑安良悲喜交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连张运海这样的堂堂七尺硬汉子，也居然热泪盈眶。叙完了离情和在家乡拉武装的情况 ，张光中讲了当前的形势，向他们交待了任务……
屋外的北风呼呼地刮着，天气异常寒冷，但他们的心却是热的，一盏小油灯照着张运海、郑安良兴奋的脸庞。临睡之前，张光中说：“以后，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困难，你们就来找我，我有事，就派人去调你们，好好干吧！只要民众发动起来了，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
从张光中那里回来后，张运海和郑安良等人大张旗鼓地搞起了抗日救亡工作。他们的队伍，由原来的十几个人增加到30多人。1938年3月17日，腾县沦陷，川军溃退，夏镇危在旦夕，人心恐慌。他们这支30多人的队伍若硬要同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比试高低，无疑是以卵击石。他们心里清楚，必须采取灵活机动的办法与日军斗争。在队伍转移的问题上，他们与金子良又发生了分歧。乔宪武和金子良一伙，想拉着这支队伍去找沛县国民党，张运海和郑安良则主张去找张光中、苗老大，双方争论不休，就要动武。队员们都是张运海的穷乡亲，关键时候听张运海指挥。金、乔二人一看寡不敌众，只好收场，后来，他俩投奔了国民党军。金子良说：‘川军十万都抵挡不住日本人，就凭你们这十几棵破枪能打日本人吗？我们要去大后方，我劝你们还是跟着走吧！在国军里，或许还能混个一官半职的，不比在这穷乡僻壤受罪强。运海兄，我这是为你好，你不听好言相劝，咱们只好分道扬镳了，来日你会后悔的。”张运海对金子良说：“早就知道你这个孬种，鱼走鱼路，虾走虾路，你去跟国民党享福去吧！我们决心跟着张光中在敌后打鬼子。”
在沛北进行了军事训练 ，重点训练军事和民族教育、气节教育 。不久，正式成立了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人民抗日义勇队。张光中带着队伍进入鲁南区，在腾县南塘成立了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张运海在总队特务连当班长。张运海这个班长一共只当了三天，站了两班岗，张光中就派他回夏镇一带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张运海一到夏镇，就了解到民族败类刘凤林当了日本人的维持会长，作恶多端。日本人忙于大会战，临（沂）枣（庄）一线的兵力都抽到徐州 。夏镇的日本驻军也被调走。张运海迅速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总部，张光中就派二大队的渠玉柏等同志，由张运昌、孙立堂带路，潜入夏镇。接着由朱兴科作向导（朱与南庄的王志美关系很好，是拳友），深入敌巢，将刘凤林逮捕，押解南塘枪决；并以张光中名义出布告张贴各地，震惊了汉奸，鼓舞了群众。
台儿庄战役之后，日本军队二次进驻夏镇，再次成立维持会。开始，周玉旋当会长，刘效良当副会长兼翻译。后来，刘效良看看时局对他有利了，仗着他会日本话，和日本人关系亲密，刘效良当了正会长，周玉旋改当副会长，刘效良接受了刘凤林的教训，当了维持会长后，主动找张运海联系，拉关系。张运海将计就计，掌握了维持会。维持会要办的事，张运海他们不点头，刘效良就不敢干。张运海在夏镇向富户搞募捐，刘效良就不敢过问。山里部队有困难，张运海就把募捐的钱交给老交通员秦明道 。秦明道人老心红，办法多，他把钱放在竹杆子里，领着张运海送往山里，出色地完成任务。在这段时间里，张运海不断地派人向山里送粮，送款、送新战士，为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做了许多工作。
1938年6月，中共苏鲁豫皖特委派主传珍来沛滕边县任县委书记，住到王老大（王志成）船上，在很短时间里发展王志成、王吉善、李宝义、张化民、陈卓民、李昭义、杨鲁增、张用佩、叶怀田等同志入党。这段形势发展非常好。夏镇周围几十里以内的村庄都行动起来了，组织了各种救亡团体，人民群众抗日情绪高涨，各项号召一呼百应。
为了让刘效良所控制的夏镇维持会真正地为共产党的抗日队伍服务，张运海他们还成立了锄奸小组 。张运海从山里带回来4支短枪，配备给锄奸小组。锄奸小组成员有：刘玉环、李玉清、冯星响、张新华（即张运海，此时改名张新华）、王吉善、刘德功、张新宽、王锡武、郑一鸣（即郑安良，此时改名郑一名）、黄克俭。开始有六、七个人，后来发展到20多人，每人一支短枪，一辆自行车。锄奸小组专门镇压罪大恶极的汉奸卖国贼，杀一儆百。这一时期，汉奸就不敢做坏事，这支锄奸队，在抗日战争初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38年12月，中共沛腾边县委建立，主传珍任书记。从这以后，张新华就在以主传珍为首的沛腾边县委领导下，献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在党的培养下，逐步成长起来。
（李金陵采访张新华，写于198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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