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由省水利厅和山东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的见学调研组，用6天时间，在京杭大运河德州段、聊城段、泰安段、济宁段、枣庄段，有选择地对40多个运河文化遗产点、处进行见学和调研，取得了良好的调研成果，并分别发表了调研散记。为便于运河文化的热爱者、研究者、学者和专家，能够进一步思考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问题，关注“好运山东”文化、经济、生态、旅游、航运等方面的高质量发展，现将5篇见学调研散记打包汇集，取名为“好运山东伴我行”，以飨读者。

保持运河文化原真性与创新性的统一——“好运山东”（泰安段）见学调研之三

由省水利厅和山东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的见学调研组，一行7人，沿运河山东段自北向南，从聊城来到泰安，实施以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为主题的“好运山东”见学和调研活动。

现存的京杭运河泰安段，自泰安市东平县新湖乡小河涯村入境，流经新湖镇、商老庄乡、戴庙镇，至戴庙镇十里堡出境，全长34公里。虽不及京杭运河（全长1784公里）的2%，但是在京杭大运河的通航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与都江堰齐名、有“运河之心”称誉、入选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位于东平县大汶河与大清河分界点上的戴村坝，更是声名鹊起。京杭运河泰安（东平）段始于元代。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开凿了南起任城（今济宁市任城区），北至须城县（今东平县）安民山长130余里的济州河（后称会通河）；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完成了安民山至临清长250余里的会通河。自元代运河开凿，从东平县新湖乡小河涯村入境，沿东平县与梁山县界北趋，跨越的东平境内水系有东平湖、大清河、小清河、大汶河、汇河等。

戴村坝

古安山闸与东平湖

2025年12月1日，见学调研组沿着东平湖大堤来到大安山村的安山闸遗址。东平湖经过治理后，湖水清澈见底，水质常年达三类标准以上，站在大堤上眺望，碧蓝的湖面让人心旷神怡。古安山闸位于东平县运河古镇大安山，东平湖南堤北侧、潘孟于村南。据历史记载，安山闸始建于明代，清代光绪五年（1879年）《东平州志》载：“安山闸，在州西十二里，靳家口闸北三十里，明成化十八年建，西邻安山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增修该桥时在原桥基础上将桥面增高加宽成为石桥。由于在东平湖内，现仅能看到原闸身上闸槽、凸石等一部分。闸南连接东西向东平湖南堤，堤南为大安山村，桥北连接潘孟于村。现在只能看到不足300米的老运河河道，河内停满了小船。今安山闸成了“安山桥”，起不到闸口作用。但“中国大运河遗产点·安山闸”和“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平安山闸”两块碑刻，仍在“安山桥”一侧矗立着。

作为运河闸口，古安山闸曾是调节水位、保障漕运畅通的关键节点，承载着明清时期大运河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记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运河工程智慧、人与自然互动方式的活态教材。古安山闸其留存的实体遗迹，是古代水利工程技术、漕运管理制度和地域建筑风格的直接见证。这种“原物存留”是文化遗产原真性的核心，让当代人能够触摸到历史的真实痕迹。闸址与东平湖的地理关联，反映了历史上运河与湖泊水利系统的协同关系，也记录了沿岸聚落、商业、民俗等文化生态的原生形态。在东平湖区域的文化旅游、生态教育中，古安山闸不再仅仅是历史遗迹，更成为讲述运河故事、传播生态文明理念的符号。

安山闸址作为地理坐标，将运河文化与东平湖生态景观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自然与人文共生、历史与当代共存的特殊场域。这种融合本身即是一种创造性转化。古安山闸如同一座跨时代的桥梁，它的石砌身躯承载着运河历史的重量，而其文化生命却在东平湖的波光与当代人的解读中不断换新。这种原真性与创新性的统一，正是文化遗产在时间长河中保持生命力的奥秘——它不仅是过去的纪念碑，更是面向未来的启示录。

戴村坝的现代展示

离开安山闸，见学调研组来到久负盛名的戴村坝。该坝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至今已600余年，是京杭大运河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要件。登上宽阔的戴村坝，举目远望，长长的大坝若一条巨龙横卧在辽阔的汶河之上。当年它将拦截之水通过小汶河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南旺分水枢纽，实现了水流“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引汶济运”设想，成功解决了京杭大运河“水脊”缺水难题。戴村坝的功能等同于人体的“心脏”，它保证了明清运河500年漕运畅通。近代以来因黄河改道，漕运中断，小汶河于1959年被堵，戴村坝失去了“引汶济运”功能。

戴村坝博物馆白英雕像

历史没有忘记戴村坝，一代代戴村坝人精心呵护着它。2006年，戴村坝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东平县建立戴村坝博物馆；2014年戴村坝入选京杭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2017年，戴村坝入选国家水情教育基地；2023年，戴村坝被确定为首批山东省水利遗产。

见学调研组走进几经改建的戴村坝博物馆，随着讲解员的解说，几乎每个人的感觉都是眼睛一亮，深感震撼，时而拍案叫绝。该馆通过300余件馆藏文物、模型、图片等多种形式，辅以声、光、电现代科技手段，将戴村坝的修建过程、坝体组合、古代科技、水工技术、作用发挥等展示得一清二楚、淋漓尽致。通过解说和画面，我们看到戴村坝分为三部分，从南向北依次为：主石坝、太皇堤和三合土坝。三部分既各自独立，又相辅相成，互为利用，相互保护，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独特布局。从整体上看，既有都江堰的原理借鉴，又有自身的独具匠心。最南端的主石坝呈南北向长443米，自身又分三段，北边一段叫玲珑坝，中间一段叫乱石坝，南边一段叫滚石坝。滚水坝在三坝中最低，它的作用在于汶水开始上涨、小汶河河水位超过安全界后向西漫水，以防小汶河决口。北边的玲珑坝比滚水坝高0.1米，中间的乱石坝又比玲珑坝高0.2米。随着汶水水位的升降，三坝分级漫水，可调蓄河水储量。

从实物展示中又看到，古时候没有钢筋水泥。坝体内采用柏树打桩，用糯米汁和杨树汁搅拌浇筑。大坝为石结构，巨大的石料镶砌精密牢固，石与石之间采用束腰锁扣法，一个个铁扣相连，把整个大坝锁为一体。通过声光电技术，惊喜看到戴村坝的技术有“三绝”：一是在沙滩上用木桩筑坝，技术处理堪称一绝；二是分级漫水，达到排洪防溢，调蓄汶水以济运目的，科学设计又是一绝；三是一坝使运河兴国旺家数百年，功能发挥也是一绝。

戴村坝博物馆展示筑坝场景

从观察戴村坝实体到博物馆体验，深深领略到戴村坝文化“原真性”与“创新性”的统一，这实际上触及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核心命题。这种结合并非简单的“新旧并存”，而是深具文化战略意义的融合。它告诉我们，原真性是大运河的“根”，创新性是让根“生长”的养分。戴村坝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屹立，是不可再生的历史实证。它承载着中国古代水利科技、治水哲学、区域社会协作的记忆。这种实体震撼源于我们与祖先跨越时空的技术对话和精神共鸣，是运河作为活态遗产的“本真性”核心。博物馆的现代声光电展示，本质上是用当代语言翻译古老智慧。它将工程原理、历史场景、文化影响转化为可感知、可互动的叙事，让知识“活起来”。纯原真遗产容易因年代隔阂，让人们停留在“赞叹却难理解”的表面；创新展示拉近认知距离，将坝体的力学结构、分水原理用可视化手段解构，使古代科技变得亲切可感。

戴村坝博物馆展示的当年筑坝的木桩和石料束腰场景

大运河作为线性活态遗产，其保护不应是封闭的。戴村坝的模式表明：创新展示可以提升公众关注，促进保护共识，进而反哺实体保护的社会支持与资源投入。运河文化是流动的、包容的。现代技术本身也是这个时代文化语言的一部分。用创新形式表达原真性遗迹，实质是让古老文化融入现代生活语汇，实现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确保遗迹不被时代边缘化。戴村坝模式对打造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着示范意义。要求人们对大运河文化遗产，坚持原真性保护和创新性阐释的结合，让运河故事可“行走”、可“触摸”。做到既让历史“站稳”，又让文化“走远”。应该说，戴村坝不仅是一座水利工程，更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昭示着：真正的传承，是在敬畏根本的同时，勇敢地用今天的阳光雨露，让古老的种子绽放出属于这个时代的花朵。

堽城坝的前世今生

见学调研组来到堽城坝，正值通红的夕阳照耀在大坝上，更加显示出堽城坝的历史沉重感和时代活力的融合。堽城坝是元代始建的京杭大运河分水枢纽，位于今山东宁阳县东北大汶河与洸水分流处。堽城坝不仅是一座历经700余年的古代水利工程，更是一部浓缩了运河兴衰和功能转型的历史。从元代确保漕运畅通的枢纽，到明代因技术革新而“功成身退”，再到今天作为灌溉水利设施和文化遗产重获新生，它的“前世今生”非常生动。

堽城坝实体

堽城坝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是元代京杭大运河的关键“分水枢纽”。其历史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治水编年史”。它的诞生与演变，紧密服务于运河的生命线。该坝始筑于蒙古宪宗七年（1257年），采用土坝斗门拦截汶水南流入洸河以补给济宁段的运河水源，延佑五年（1318年）改建为石堰。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增建东闸形成双闸控水体系，与兖州金口堰共同构成元代运河“汶泗汇流”水源系统。

堽城坝在明代得到持续改造，明洪武间因黄河决口导致运河淤积，永乐九年（1411年）戴村坝建成便逐渐取代其功能，成化十年（1474年）西移坝址并采用铁栓石砌工艺重建为7级石坝，次年（1475年）引柳泉增补洸水。

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根治水患、兴修水利，1957年至1960年间，政府在古坝的基础上改建为现代化的引汶灌溉工程。古老的工程结构被改造为浆砌料石重力溢流坝，并配备了拦河闸与干渠系统。它的核心作用从服务国家漕运转为灌溉农田。历史没有忘记堽城坝，该坝（闸）遗址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列入山东省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3年入选山东省首批省级水利遗产。

见学调研组一行，站在已接近干涸的河道岸边，在县文物人员的引导下，自西向东隐隐约约看见堽城坝分布着的石堰、斗门、双虹悬门、东大闸等不同时期的遗迹。它似乎在诉说，堽城坝的原真性和传承性，并非指某个单一、完整的古建筑，而体现在其“层累的历史痕迹”；它今天仍是一个在运行的“活态”遗产。

堽城坝的故事说明，运河水利和水工遗产的生命力，在于其功能随时代需求的创造性转化，以及核心智慧跨越时空的延续应用。它的价值不只在保存某一块元代的石料，更在于那持续了700余年的、驯服汶河水、造福于民的实践与精神，至今仍在流淌。堽城坝的前世，是一部中国大运河漕运兴衰史的缩影；而它的今生，则展现了文化遗产如何通过功能转型与创新利用，在现代社会持续焕发生命力。

八里湾船闸

看过运河泰安段的大安山闸、戴村坝、堽城坝这些运河水工遗产，他们都是在会通河淤积、漕运停滞的时代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成为文化遗产的。此时，不禁联想到前面见学调研的东平八里湾船闸。八里湾船闸位于东平湖大安山旅游码头西5公里处，是国家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南四湖至东平段输水与航运结合工程的核心枢纽。该船闸于2011年启动建设，2015年竣工。工程由船闸主体、引航道、导航段、停泊段及配套桥梁组成。按II级船闸标准设计，最大通航能力为2000吨级船舶。兼具调水于航运功能，船闸在2021年应急泄洪中分泄东平湖洪水超1亿立方米。作为京杭运河续建工程（东平湖——济宁段）的关键节点，其建设旨在打通泰安至济宁段航道，形成铁路、公路、水路交通网络。八里湾船闸不仅是京杭运河通航的“关键螺丝钉”，更是国家水网战略中融合航运、调水、生态、经济等多重价值的综合性工程。它的运营标志着大运河从历史符号转变为激活区域发展的动态脉络，成为中国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的缩影。

东平八里湾船闸

应该说，在运河泰安与济宁段，会通河航道的废弃与八里湾船闸的通航，是京杭运河历史变迁中的两个重要转变，共同揭示了运河文化逻辑中的动态适应性与功能转型的核心特征。会通河航道的废弃，表明传统运河技术体系在自然条件与工业革命冲击下的局限性，反映了古代运河“以人力对抗自然”的不可持续性。八里湾船闸的通航，表明依托现代水利工程技术解决了水位落差问题，实现了运河的功能性复兴。意味着当代运河文化已从“自然依赖”转向科技驱动下的再创造，运河功能已扩展为水资源调配、文化遗产保护、旅游开发与生态修复的复合载体。通航不仅是运输的恢复，更是对运河作为活态文化遗产的重新定义。

八里湾船闸航道

八里湾船闸与会通河的对比，使我们看到运河文化的深层逻辑：运河不仅是水利工程，更是不断被重写的历史文本。每个时代的运河都在回应当时的社会需求与技术条件，形成“层累”的文化景观。今天的复兴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在新的文明维度上，将运河重构为连接历史与未来、生态与人文的符号系统。这种逻辑标志着中国从传统农耕文明的水运治理，走向生态文明时代的文化遗产活态利用。

精准把握运河遗产保护与利用关系——“好运山东”（济宁段）见学调研之四

由省水利厅和山东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的见学调研组，一行7人，沿运河山东段自北向南，从泰安来到济宁，实施以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为主题的“好运山东”见学和调研活动。

济宁是著名的“孔孟之乡”、“运河之都”。京杭大运河纵贯济宁全境，由北向南先后流经梁山县、汶上县、嘉祥县、任城区、经开区、太白湖新区、鱼台县、微山县共8个县区，全长约230公里，是京杭运河的中枢河段。元、明、清三代均在济宁设督理运河河务的高官和最高漕河管理机构“运河总督河院署”，历史上济宁“公署特多于他郡”，有“七十二衙门”之称。运河济宁段现有运河相关文化遗产点80多处。见学调研组无法一一关顾，在济宁运河文化研究会领导同志和市水利部门同志的引领下，见学调研了10多处遗产点，并在济宁召开了“会通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座谈会”。

老运河古闸

2025年12月3日，见学调研组先后来到京杭大运河梁山段开河闸、袁口闸、靳口闸和“大元新开会通河记”碑刻等遗址，运河任城段通济闸遗址，运河微山段枣林闸、通惠闸遗址等。

开河闸遗址，位于梁山县韩垓镇开河村。史料记载，元朝至元二十年（1283年）开挖了从济宁向北经开河、袁口向西北至须城安民山（今小安山）的运河——济州河，长约150里，鉴于“开河”地界为“首开”，便将此地取名为“开河村”。开河闸系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建，明洪武二年（1369年）重修。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决原武黑洋山”，洪水将闸淤废。明永乐九年（1411年）再次重修。开河闸为济宁境内最早的运河闸口，其遗址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开河村运河河道旁，为明万历年间开河闸建设时的记事碑，是开河闸建设的重要见证，现场看到的碑体大部分被掩埋，保留地上的部分碑体高约60厘米；河道呈半干涸状态。

开河闸遗址

袁口闸遗址，位于梁山县韩岗镇袁口村。据袁口村内古碑记载：明永乐九年（1411年），工部尚书宋礼奉命疏浚济宁至临清元代运河，负责袁口这一段的官员叫袁升，袁升为方便百姓在河上设置渡口，故取村名为袁口。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汶上县志》载，正德元年（1506年）工部郎中商良辅受命在袁口建节制闸后，“设闸官一员、闸夫30名”，足以证明袁口闸的重要性。现该闸遗迹已被掩埋，闸口河道凹陷处栽了树，变成了小树林。树林旁堆放着拆除闸口时的古石料，这也许是袁口闸的原真性遗迹吧。

袁口闸遗址

靳口闸遗址，位于梁山县馆驿镇靳口村。靳口闸为明嘉靖四年（1525年）建，担负着运河靳口段上下游水位调节和船只的过往任务。靳口段废弃后，整个靳口河段逐渐干涸，但靳口闸北部的闸坑始终泉水汩汩，不论春夏秋冬、暑寒交替都未曾干枯。调研组在遗址处看到：靳口闸基尚存，基石可见，河道遗迹明显，闸坑泉水仍存。

靳口闸遗址

“大元新开会通河记”碑刻遗址，位于梁山县梁山街道前码头村，为元代开凿会通河时的记事碑。该碑系龙头龟座，碑额刻篆书“大元新开会通河记”，碑文共28行，满行71字，该碑通高5米有余，碑身高2.68米。碑身立于地下3米处，碑头散落在碑身前地下2米处，碑座已淤地下。据碑文所记，该碑立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冬十一月，距今已736年。该碑系翰林院直学士承直郎杨文郁撰文，少中大夫礼部尚书张孔孙书丹，奉政大夫兵部郎中李处巽撰额。该碑的发现，是元朝大运河途径梁山县的物证，对于研究京杭运河的历史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具有重要意义。2003年6月，梁山县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调研组一行在现场看到：该碑半截埋入地下，孤零零地裸露在一处田地里。

被埋入原址的〝大元新开会通河记”碑刻

通济闸遗址，通济闸又称火头湾闸，位于任城区安居街道火头湾村。为明清会通河上重要船闸。始建于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清光绪年维修，民国六年再次维修。据民国十五年（1926年）编修的《济宁县志》记载：“通济桥，金门宽二丈，高二丈四尺”。通济闸遗址现存建筑为单孔石拱桥。2013年，通济闸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见学调研组一行到现场时，附近村里一位名叫丁万诗的73岁老者，主动讲解他与村民们保护遗迹、集资捐赠建设“通济闸火头湾”碑刻的情况，抒发当年通济闸周边帆樯云聚、人迹星罗、商贾云集等热闹场景的感慨，他说，当地村民流传这样的俗语：“上十三、下十三，中间夹着火头湾”，道出了该闸和河道的重要性。

通济闸遗址

火头湾村老者解说保护遗产

枣林闸遗址，位于微山县鲁桥镇枣林村，是京杭运河济州河段的重要水利设施。始建于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历史上长期作为漕运通航的关键节点。该遗址初建为木闸，后于元延佑五年（1318年）改建为石闸，明清时期多次重修。枣林闸遗址是微山古船闸的核心组成部分，该遗存由仲浅闸、师庄闸和枣林闸三部分构成。2013年被列为山东省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调研组在现场看到了由闸改建的桥。闸有东、西两座八字形闸台，运河水面以上可见部分条石砌筑的由身、雁翅接入河堤。该闸保存了明、清时期中国水利工程建造技术的信息，凝聚了古代先民的智慧，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栆林闸遗址

通惠闸遗址，位于微山县昭阳街道三孔桥东村。清末，由于泇河受薛沙河携带泥沙的淤阻，清政府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开始，自夏镇三孔桥东向南过南庄转向东到郗山开挖通惠新河，在郗山入泇河，宣统元年（1909年）挖成，并在三孔桥东和南庄各建一座节制闸，分别称通惠上、下闸。该闸于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调研组来到通惠闸遗址时已夕阳西下，但能够看出经过整修的闸口、河道和岸边周围环境宜人。

通惠闸遗址

上述这些老运河古闸（碑刻）遗址，它们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在快速现代化过程中对运河文化根脉的认知与抉择。它启示我们：保护运河文化遗产并非怀旧，而是通过理解过去的智慧，塑造更具韧性与认同感的未来。真正的传承，是让遗产在时间之河中继续流淌——不仅是水的流动，更是文明生命力的延续。每一个行将消失的运河遗产，都在呼唤一种更具整体性、创新性与人文温度的保护哲学。它告诫我们：要看到运河文化遗产的脆弱性，即使如运河河道和坚固的水工设施，在自然力与人类活动面前依然可能迅速消亡；要懂得保护运河文化的本质是文化自觉，只有社会普遍意识到“遗产是未来的资源”，而非“过去的包袱”，保护才能真正有效；明白可持续的利用才是最好的保护，让运河文化遗产融入当代生活，赋予其符合时代精神的功能与意义，才能使其免于被遗忘或破坏。

同时，也要弄清楚文化遗产尤其是脆弱性物质遗产的“生命周期”。遗产并非永恒不变，其“消失”也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老运河的河道、闸口、码头等遗产，多为砖石土木结构，在数百年自然侵蚀（洪水、泥沙淤积）和人为活动（农耕、建设、取土）下极易损坏。保护的意义不仅在于保存实体，更在于记录与诠释其变迁，思考人类如何与历史痕迹共存。济宁市编印的《大运河（济宁段）文物保护导则》，将运河济宁段80多处的文化遗产分门别类为“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未定级一般不可移动文物”，一处一处地对遗产进行勘探与详细记录，多数还用卫星图像定位标记，注明保护责任单位，加之在遗产现场进行标识等，这就使得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更具有透明度和永久性。

会通河新生

调研组此次在济宁见学、调研的重点有二：一是会通河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情况，一是会通河在黄河以南的通航及调水、排涝、防洪、灌溉、生态等情况。在此召开座谈会，亦是重在研讨这两个问题。

中办国办印发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在附件2“大运河河道各段功能定位表”中明确会通河的功能定位是：“小汶河段主要功能为输水、灌溉排涝及生态景观。柳长河、梁济运河以调水、排涝为主，兼顾东平湖退水、航运、生态景观、灌溉等功能。南四湖上级湖段以防洪、调水为主，南四湖下级湖湖东航道以湖区行洪、调水为主，南四湖下级湖湖西航道和不牢河以防洪、调水为主，上述河段同时兼顾排涝、航运、生态景观功能。”通过看、听、问等方式进行学习考察和调查研究，包括听取座谈会上的意见，调研组一致认为，文件中为会通河规定的功能定位，目前都得到了较好实现和落实。

在此过程中，见学调研组一行进一步认识到会通河的历史地位及演变：会通河是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咽喉”，北接临清，南连济宁，沟通汶河与卫河，使运河得以跨越山东地垒，实现南北直航。它代表了元明时期中国内河航运工程的巅峰，也是济宁成为“运河之都”的基石。由于明清后期黄河改道、水源短缺、战乱等因素，会通河逐渐淤废，至清末基本丧失航运功能。1855年后，会通河北段被黄河截断，形成“黄运分离”格局。

梁济运河开挖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原为黄河以南、南四湖以北的排洪河道，后逐步改造为兼具航运功能的区域性水道。它北起梁山县国那里（东平湖出口），南至济宁李集入南四湖。1980年代后，通过疏浚、筑堤、建闸，梁济运河被纳入京杭运河续建工程，成为山东“一纵三横”内河航道网的关键段落，可通航500——2000吨级船舶。柳长河原是济宁以北的排水河道，现作为梁济运河向西北延伸的航运通道，经梁山县贯通至东平湖。柳长河至东平湖段，使运河船舶经东平湖调蓄后，通过引黄济青、南水北调等工程补充水源。

梁济运河至柳长河体系，替代了会通河“沟通黄河南北、连接华北与江淮”的核心功能，成为现代京杭运河山东段的骨干航道。实际上也是会通河的另一条新河，或称为“会通新河”。此河道位置相对会通河西移，更顺应现代地形与水系格局；通过船闸群（长沟、邓楼、郭楼等）、调水工程（南水北调东线）、智能化航道，解决了会通河无法克服的水源与水位落差问题。经过整治，很可能在不久的未来，通过八里湾船闸（东平湖——黄河）、郭楼船闸（梁济运河——南四湖），船舶可实现“黄河——东平湖——梁济运河——南四湖——长江”的全程通航，形成“一轴四连通”的现代水运网，突破会通河“黄运分离”的桎梏。这条航道已初显经济效益，济宁港借梁济运河通航崛起为北方最大内河港口，吞吐量逐年上升，煤炭、建材、集装箱运输成本降低30%以上。

梁济运河至柳长河的通航，并非对会通河的简单修复，而是基于现代工程技术、水文条件和交通需求的系统性再造。它继承了古运河的“沟通意志”，但以全新形态适应了工业化、城市化的需要。至此，也显示出“新河”与“旧河”的共生关系。会通河的部分段落可作为文化遗产保留，发展旅游与文化展示功能；梁济运河至柳长河作为“会通新河”则承担航运主干道职能，形成“文化运河”与“经济运河”并行的格局。会通河（含所谓“会通新河”），作为一条河的“双重身份”，既是对会通河历史功能的创造性转化，也是人类水利工程智慧的突破。将“梁济运河至柳长河”称之为“会通新河”，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一种持续千年的“沟通哲学”的延续。运河济宁段的通航，正是这种哲学在当代的生动实践。

在座谈会上，大家谈到，大运河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开挖邗沟的早期运河，到隋唐运河，到截弯取直的京杭运河，再到“黄运分离”的运河，从济州河到会通河等，都是在变化，今天一条会通河两种身份的变化，也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说到对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大家认为，会通河和梁济运河、柳长河（或称之“会通新河”）的同时存在，恰恰体现了会通河这个文化遗产正是“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在创造中转化，在创新中发展”。

南旺枢纽保护

见学调研组一行来到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公园位于济宁市汶上县南旺镇，是以运河枢纽水利工程这一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的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公园以汶运交汇口和南旺分水龙王庙为核心，北至十里闸，南至柳林闸，东至徐建口斗门。包括6处世界文化遗产点和会通河南旺枢纽段、小汶河段2处世界文化遗产河段的部分河道遗产。南旺枢纽是明永乐九年（1411年）修建的水利工程。主要由戴村坝、引水河（小汶河）、南旺水柜（南旺湖、马踏湖、蜀山湖等）、分水口、节制闸群（柳林闸、十里闸、寺前铺闸）等组成。看过遗址现场，来到南旺枢纽博物馆。这是以运河分水为主题，集收藏、研究、展览、展示于一体的现代化展馆。除展出一些重要文物和图片外，还能够通过多媒体、三维动画等多种高科技手段，充分运用声光电等现代科技，融合运河历史文化，将南旺运河历史和运河文化生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南旺枢纽遗址

调研组多数同志不止一次来过该遗址公园，这次来似乎有着更高的期望值。因为此前刚到过戴村坝遗址，在此想探讨论证一下将南旺枢纽与戴村坝遗产保护利用相结合，并通过小汶河补水实现“动态性利用、活态性保护”的构想。

大家感到，这一构想思路不仅符合文化遗产保护中“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更是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与“水利遗产系统性保护”理念的深刻践行。此构想的核心，是将戴村坝这一“引汶济运”的源头工程、小汶河这一连接戴村坝与南旺的输水动脉、南旺枢纽这一实现“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分水工程，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保护利用。这其中的文化价值（打造世界级水利工程遗产展示范例）、生态价值（修复水脉，串联起戴村坝、小汶河、南旺湖等，形成绿色生态廊道）、科技价值（水工技术含量与都江堰工程齐名）社会与经济价值（实施旅游升级、水利主题研学、带动沿线乡村振兴），会随着时间和实践的推移越发得到显现。当然，也会涉及到顶层设计规划、关键技术论证、跨区域协调机制，以及水资源调配、遗址红线保护、资金投入等一系列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无论怎样，只要方向正确，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坚信，将戴村坝、小汶河、南旺枢纽作为一体化、活态化的水利遗产系统进行保护利用，是一个具有创新性和远见的想法。它超越了单一遗址的静态保护，通过“以水为脉”，让伟大的古代工程重新“呼吸”和“运作”，不仅是对文化遗产保护方式的升级，更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彰显中华文明永续发展智慧的有力举措。只要通过科学规划、审慎实施和协同管理，这一构想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水利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见学调研组从微山县鲁桥镇枣林闸遗址沿着国道、高速公路到达南四湖二级坝。该坝位于微山县欢城镇土楼村西，以拦湖大坝为基础，横跨南四湖湖腰，把南四湖分成上级湖和下级湖。东起常口湖东大堤，西至东丁官屯村南顺堤河东堤，全长7360米。该工程建于1958年，历时17年建成。2004年3月开工新建二级坝东线船闸，2006年兴建南水北调第10级泵站。该坝是一座集节制闸、船闸、发电、防洪于一体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工程。调研组现场看到，在碧波荡漾的南四湖中耸立着气势雄伟、横跨湖面的二级坝，实在令人振奋。在询问中了解到：二级坝船闸是京杭大运河穿越南四湖的必经通道，连接山东、江苏两省水运干线。船舶通过二级坝船闸实现上下级湖之间的通行，是运河中段（济宁至徐州）的咽喉要道。南四湖流域降水季节差异大，水位波动显著。二级坝通过节制闸，维持航道最小通航水深（通常需要保持3.5米以上），避免因干旱或洪水导致断航。随着京杭大运河“二级航道”建设推进（可通航2000吨级船舶），二级坝船闸的扩容和改造成为提升全线通航效率的关键环节。近年已完成扩建，通航能力大幅提升，缩短了船舶过闸时间。目前，二级坝泵站成为南水北调工程调水的关键节点；从2010年起实施“生态放水”，修复湖面湿地；坝区结合微山湖旅游，实施景观化管理。

南四湖二级坝

看了二级坝工程设施廊道展示的该坝前世今生的图片和简介，深感南四湖二级坝是一部浓缩的“中国治水史”，它诞生于淮河治理的迫切需要，成长于计划经济的集体力量，困境于地域博弈与生态约束，又转型于国家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时代。其未来仍将面临气候变化、水质保护、航运升级等挑战，成为观察中国水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窗口。

老城区古运河的春天

见学调研组在济宁期间，济宁运河文化研究会主要领导同志，向调研组介绍了他们近期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向市委市政府呈送的《关于打造主城区运河之都品牌的调研报告》，并得到市委主要领导同志的肯定性批示。这个报告在全面、科学分析“打造运河之都、持续擦亮运河之都品牌，既有诸多优势，又有短板不足”的同时，提出精心打造世界文化名城的“底板”和经典旅游线路的思路及方案。

总体思路是，要按照世界文化旅游名城的标准，打造济宁主城区中老城区核心区，朝着文化——空间——人于一体的文化旅游名城目标迈进。指出主城区老城区是由老运河、洸河、府河、越河围合起来的区域，是运河文化的“底板”。清晰规划出以老城区“五河”为重点，进行新建、改建、扩建，形成济宁主城区老城区——老运河——太白湖核心轴的态势。

具体为陆上两个方案、水上“大中小”三个方案：

在陆上，一是任城区围绕沿竹竿巷、太白楼、铁塔寺、河道总督署遗址公园等10多个节点打造。二是太白楼区围绕沿文化“四馆”、太白湖、济州老街等节点打造。

在水上，大环线方案，即沿主城区老运河、太白湖、梁济运河等约27公里的旅游线路。中环线方案，即老运河、越河等约7公里的旅游线路。小方案，即老运河会通桥、任城河、古南驰等约2公里的旅游线路。

说实在的，作为济宁人，看到这样的规划和方案，且得到了本地党政机关认可，非常振奋。这远不止是增加几条旅游线路那么简单。其背后蕴含着从城市品牌升级到文旅深度融合的深刻战略转变。从当前看，这意味着让运河文化“活”起来，从单一景点扩展到水陆立体网络，将静态历史转化为动态、可体验的生活方式；让游客体验“深”下去，通过线路设计，引导游客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文化沉浸和互动参与；让城市品牌“立”起来，整合运河、儒家等多元文化，将“运河之都”从一个历史称谓，打造成可感、可知、可游的现代城市名片。从长远看，这些举措意义深远。在经济层面，旅游线路将分散的景点串联成链，能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拉动整体消费，形成“港口、物流、文旅”联动的经济新生态。在文化层面，这是对运河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旅游体验，让古老的运河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实现真正“活态”传承。在城市层面，最终目标为提升济宁作为“运河之都”在国内外的文化识别度和城市影响力，使其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独具魅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济宁运河文化研究会领导同志讲解规划老城区运河旅游线路

总之，新旅游线路的推出，标志着济宁运河故事正在走向“运河之都”的系统塑造。它邀请每一位游客，从水道和陆路，共同阅读这部流动的史诗，共享济宁老城区古运河的春天。

运河文化要服务于人民福祉——“好运山东”（枣庄段）见学调研之五

由省水利厅和山东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的见学调研组，一行7人，沿运河山东段自北向南，从济宁来到枣庄，实施以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为主题的“好运山东”见学和调研活动。

京杭大运河枣庄段，位于运河山东段的南端，自明万历年间开通以来，是山东段400多年来唯一不断航的主航道。枣庄段运河自西向东横贯枣庄南部，成为京杭大运河上的第一弯，使南北向的京杭大运河呈现东西向的一段，流经滕州、薛城、峄城、台儿庄4个区（市），14个乡镇，全长99.1公里。调研组此次重点在台儿庄见学和考察。

“好运”台儿庄

2025年12月5日，见学调研组来到台儿庄。台儿庄，位于山东的最南部，地处鲁苏交界。运河在台儿庄穿境而过，境内流长3公里的运河故道是京杭大运河为数不多的保留完好的原生态河道。境内水工设施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上台儿庄的称谓有四个：唐朝立于准提阁内的碑文称“台家庄”，《明史·河渠志》中称“台庄”，明正德年间所立泰山庙碑文中称“台家庄集”，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立于黄林庄的防务碑文中称“台儿庄”。从称谓的变化看，前三个称谓具有北方地名特点，到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泇运河开成通航后，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融。由于受南方客商影响，使台庄这一地名产生了儿化韵而成为“台儿庄”。

台儿庄因“运”而生，因“运”而兴，是京杭大运河催生的运河沿线的城镇之一，在京杭大运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明清时期，这里曾是鲁南经济、文化中心、军事重镇、交通枢纽。据《京杭运河史》记载：泇运河开通后，每年过境台儿庄的漕船、商船1.2万余艘，通过漕粮400万石。明河道总督于湛在《运河题铭》中评价台儿庄：“国家定鼎燕京，仰借东南朝税四百万以资京师，为此漕渠一脉，为之咽喉。”《峄县志》记载了当时“商贾迤逦。入夜，一河渔火，歌声十里，夜不罢市”的繁荣景象。乾隆皇帝第四次下江南时，为台儿庄御笔题写了“天下第一庄”。值得一提的是，乾隆题字250多年后，这里出现了全国震撼、举世闻名的台儿庄古城。

台儿庄又是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场。1938年3月，在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在此歼灭侵华日军11984人，取得了闻名中外的台儿庄大捷，使台儿庄成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为纪念台儿庄大捷，1993年建成“台儿庄大战纪念馆”、“李宗仁史料馆”。1997年，台儿庄大战纪念馆被国家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6年，台儿庄大战旧址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台儿庄被国台办批准为全国首家“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我已有十多年没有来过台儿庄了。这次久别重逢，对台儿庄真是刮目相看。调研组主要围绕月河、小季河、台儿庄运河国家湿地公园、“中国大运河中河台儿庄段”世界遗产和周边社区环境等，“走马观花”式地看、听和体验，尽管感到眼不够使、耳听不够，但那河通着河、水连着水，碧波荡漾、绿意盎然的美景，让人心旷神怡。大家看到的街道、民居、机关、店铺，包括售货车等，几乎都笼罩在白云晴空、清水绿树、鲜花环绕的大园林里。从大自然的根和文化的魂来讲，这美不胜收的氛围，都是运河带来的福，都是运河遗产保护结的果，都是运河文化播撒的种子。几天来，调研组沿着运河山东段，从北至南，这一路想“好运”、看“好运”、寻“好运”、写“好运”，终于在台儿庄见到了直白、简单而又有深厚内涵的“好运”，那就是运河为民造福，运河文化服务于人民福祉。

台儿庄今日的“好运”和宜居幸福，正是其运河血脉在当代通过系统综合治理后焕发的新生。从历史根基来讲，运河赋予台儿庄“先天基因”。明清时期，作为重要的漕运枢纽和商贸重镇，运河为台儿庄塑造了独特的城市肌理：一是水系骨架，运河及其支流构成了城市最初的水网系统，决定了城市的形态和布局。二是水工遗产，古码头、古驳岸、水门、船闸等水利设施，体现了古人顺应自然、改造水系的智慧。三是文化底蕴，运河文化的核心是流动、开放、融合与繁荣，这塑造了台儿庄包容、务实的精神特质。从综合治理而言，运河文化赋予了台儿庄“当代转化”。近些年台儿庄的蝶变，正是将古老的运河基因，通过现代综合治理进行激活和升华的结果。他们注重水系生态修复与活化，水质治理、生态岸线建设、海绵城市理念确立；城市规划与文脉延续，以水为脉、古今交融、功能复合；在产业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社会治理与文化认同等方面，均取得显著进展。

台儿庄小季河

可以说，运河是台儿庄宜居幸福的“灵魂工程师”。没有运河，就没有台儿庄的历史身份；而没有对运河文化的创造性继承和综合治理，就没有台儿庄今天的宜居幸福。因此，今天看到的台儿庄，绝非偶然。它是一座城市深刻理解自身运河血脉，并用科学的综合治理手段，将其转化为当代生态优势、文化优势和发展优势的生动典范。台儿庄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宜居幸福之城，必然是尊重历史、顺应自然、文化充盈的和谐之地。“好运”台儿庄既是写实——赞美运河赋予的自然条件与经济效益；也是写意——借助语言的双关，将河流的“运输”功能升华为地域的“命运”转机。它承载着台儿庄从漕运明珠到抗战名城，再到文旅胜地的历史脉络，最终凝练成一句充满生机与祝福的城市名片。

台儿庄泵站

调研组来到台儿庄泵站。该泵站是中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中的重要水利枢纽，位于枣庄市台儿庄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旨在缓解中国北方水资源短缺问题，通过京杭大运河及其平行河道引长江水北上。台儿庄泵站作为东线工程的第一级抽水泵站，承担着从江苏向山东调水的关键任务。泵站建在京杭大运河韩庄运河段，因地势南低北高，需通过泵站逐级提水实现“水往高处流”。台儿庄泵站于2005年开工建设，2009年主体工程完工，2013年正式投入运行。选址综合考虑了地形、水文及对京杭大运河遗产的保护。

台儿庄泵站工程设计流量每秒125立方米，配备5台大型立式抽流泵，总装机容量1.4万千瓦，单泵扬程（提水高度）约4米。泵站采用先进的自动化监控系统，实现远程调度和智能管理，确保调水效率与安全。泵站的核心功能，一是调水枢纽，将长江水从江苏骆马湖提入山东，缓解鲁北、胶东等地缺水问题。二是防洪排涝，在汛期参与区域防洪，通过调控水位减轻运河沿线洪涝风险。三是生态补水，为京杭大运河及沿线湿地提供生态用水，改善北方河流生态环境。四是航运保障，稳定运河水位，助力“黄金水道”航运畅通。从泵站的综合效益看，一是保障供水安全，截止2023年，累计向山东调水超50亿立方米，惠及数千万人口。二是实施生态修复，助力京杭大运河全线通水，促进华北地下水超采区水位回升。三是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泵站设计与周边运河古镇景观协调，兼顾现代工程与历史风貌保护。

调研组通过参观泵站设施，了解其来龙去脉，深感台儿庄泵站不仅是集航运保障、水资源调度、生态维护、防洪减灾于一体的综合性枢纽，也是京杭大运河实现南北贯通的关键工程。它的运行体现了现代水利技术对千年运河的支撑，确保了这条“黄金水道”在经济、社会及生态方面的持续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台儿庄泵站既是运河航道的“稳定器”，更是连接历史与未来、生态与发展的“活力引擎”，在新时代“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持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台儿庄古城

台儿庄古城是以运河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为核心、集文旅商于一体的大型景观项目。我是于古城建成运营初期来此体验过。这次调研组一行看到，经过十多年的精心设计、持续打造、成熟运营，台儿庄古城的魅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好。经与古城资深人员交谈和多方了解，感到台儿庄古城的魅力和影响力，既源于其深厚的世界级文化遗产和独特的历史地位，也离不开其成功转型为国内文旅市场的热门目的地。

其一，古城的文化地位决定了它的历史厚重感。作为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台儿庄（月河段）于2014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使其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地。世界旅游组织将其评价为“活着的古运河”和“京杭运河仅存的遗产村庄”。台儿庄与波兰首都华沙同为世界上仅有的两座因二战炮火毁坏而重建的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这赋予了它独特的历史厚重感。古城地处运河中心点，是南北文化的交融地，城内汇集了八大建筑风格，被称为“中国民居建筑博物馆”。

台儿庄古城中的月河

其二，古城的市场运作决定了它是国内古城文旅的成功范本。在国内旅游市场，台儿庄古城已从抗战历史地标成功转型为现象级的综合旅游目的地。2024年国庆黄金周接待游客47.88万人次，同比增长16.12%。同年举办的“国潮文化节”期间，游客量同比增长31.5%。其“国潮文化节”入选2024年“好客山东”国内旅游宣传推广十佳案例，通过汉服、情景剧等活动吸引年轻游客。实施“换新计划”，推出夜间演艺、主题研学、文创产品等，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国庆等活动期间，多次获得央视《新闻直播间》等主流媒体集中报道。拥有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等头衔。

其三，古城的国际传播决定了它是海外媒体与文化交流的窗口。古城是“海外华文媒体山东行”等活动的常设站点。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等多国记者曾实地采访，通过其媒体平台向海外受众推介古城。古城也曾接待匈牙利、越南、日本、巴基斯坦等国的外国记者团。古城采取文化“走出去”的形式，将设计的“枣城石榴裙”等文创产品推向海外，曾在悉尼中国文化中心推介会亮相。

台儿庄古城中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实践证明，台儿庄古城的影响力是多维度的。它既是一座被国际权威机构认证的“活着的”运河文化地标，也是在国内文旅市场中通过创新持续吸引巨量客流的成功典范。同时，它还是山东省向国际社会展示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融合的重要名片。

台儿庄古城运河廊道

见学调研组一行在工作人员引领下，来到古城的运河文化廊道，近距离了解了运河核心遗产点，包括3000米长的古河道，11座明清时期的古码头，以及960米的古驳岸。在中国运河招幌博物馆，看到明清时期运河沿岸五行八作的招幌和市井叫卖声，再现了当年的商业繁华；在漕帮镖局博物馆，看到保障水运贸易安全的独特行业文化；在中国民居建筑博物馆，看到徽派、闽派等八大建筑风格；在非遗博物馆，看到运河大鼓、柳琴戏、鲁南皮影等60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等。给人们的突出感觉就是古城的运河文化是一个从历史航道衍生到现代生活的完整体系。

台儿庄古城运河廊道

亲临台儿庄古城，深深感到，古城的活态保护，本质上是一场运河文化的当代复兴运动。它让运河不仅是记忆中的“黄金水道”，更是今天可见、可感、可参与的生活现场。这种保护模式证明，文化遗产的生命力不在于封存，而在于能否在时代变迁中不断吸收新的能量，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活的文化器官”。台儿庄古城正是通过激活运河文化基因，重塑为一个具有持续文化生产力的生命体。

在即将离开台儿庄古城时，看到古城给居民带来福祉几个数字：古城的开发累计改造老旧小区34个，惠及3643户居民；乡村完成危房改造2004户、旱厕改造超3.5万户。古城运营创造直接与间接就业岗位超过1.3万个，2024年一个热门假期就带动3000多人在家门口就业。古城对全国60岁以上老人实行免票政策，提供6处免费城市书房，每年举办大量节庆、演艺及研学活动，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总的看，台儿庄古城的价值早已超越了旅游门票收入。它通过文旅融合的产业拉动、全域共享的环境改善、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以及深入肌理的文化传承，系统提升了所在区域的整体福祉，是一个让历史文化遗产惠及当代民生的生动范例。

（作者：齐鲁文化、“两河”文化、兵学文化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