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由省水利厅和山东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的见学调研组，用6天时间，在京杭大运河德州段、聊城段、泰安段、济宁段、枣庄段，有选择地对40多个运河文化遗产点、处进行见学和调研，取得了良好的调研成果，并分别发表了调研散记。为便于运河文化的热爱者、研究者、学者和专家，能够进一步思考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问题，关注“好运山东”文化、经济、生态、旅游、航运等方面的高质量发展，现将5篇见学调研散记打包汇集，取名为“好运山东伴我行”，以飨读者。

山东古老运河原始风貌的现代展示——“好运山东”（德州段）见学调研之一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在齐鲁大地已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在全国也是闻名遐迩。这一文旅品牌给山东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今年7月，山东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在第十届山东省运河论坛上，启动了经过注册的“好运山东”品牌。这一品牌至少包括两层寓意：一是京杭运河山东段这个平台需要保护好、利用好、发展好；二是打造大运河齐鲁文化高地，为山东和“自远方来”的“有朋”带来“好运”。

自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尤其是2017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大运河文化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中办国办2019年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山东省办公厅2020年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以下简称《实施规划》）之后，全省特别是运河山东段5市18县（市区），围绕推进运河经济、运河生态、运河文化、运河旅游等方面高质量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为总结经验，交流成果，查找解决问题，提供决策参考，为“好运山东”行动起好步、开好局。近期，在山东省水利厅的指导下，省水利厅和山东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一行7人，赴德州、聊城、泰安、济宁、枣庄沿运5市，实施以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为主题的“好运山东”见学和调研活动。

（一）

乙巳蛇年“小雪”过后，见学调研组来到德州。运河德州段，隋（朝）称永济渠，宋（朝）称御河，明、清（朝）为卫运河，是京杭大运河重要的漕运河段之一。现河段由卫运河和南运河组成，属漳卫南运河系。上游有漳河、卫河，两河行至河北省馆陶县徐万仓相汇后称卫运河，亦称漳卫运河；自四女寺水利枢纽至天津段称南运河。京杭大运河德州段，原为汉（朝）屯氏河。开凿于隋大业四年（608年），经由今夏津、平原、武城、德城、运河开发区三县两区，全长141公里。自今夏津县白马湖镇师堤入境，至武城县四女寺水利枢纽96公里，称卫运河；四女寺水利枢纽至德城区二屯镇第三店45公里，为南运河的一段，其中四女寺至德城段是一条多弯曲的航道，在20公里中即有大弯道十多处，“九望德州”即由此而来。

自隋、唐、宋、元、明、清直至当代，运河德州段的流向变化不大，基本保持了古运河原始自然风貌，可谓大运河山东段最古老的运河。

土龙头险工

那天，正处于小雪节气过后的降温之际，寒风刮起的尘土四处飘扬。见学调研组驱车沿着卫运河大堤，首先来到京杭运河夏津段的土龙头险工处。“险工”紧靠卫运河。卫运河发源于河南辉县百泉镇的太行山南麓苏门山下百泉池，因主要流经古卫国之地，隋代以来故称卫河。流经河南新乡至山东冠县，于河北馆陶与漳河汇流后，称卫运河，是海河的最大支流。京杭运河（卫运河）夏津段尽管经历了从永济渠到卫运河的演变，但河道变化不大。《德县志·河渠》载：永济渠“面宽二十丈，底宽八丈，深二丈三尺”；《夏津县志》记载：“屯氏河在县北。”我们现在看到的运河夏津段，就是汉屯氏河段、隋永济渠段，河道“面、底、深”差不多就是永济渠时那样。可见，当地对古运河河道的保护功不可没。“土龙头险工”始建于1971年。经观察，这里定为“险工”，很可能因为河道离大堤较近。据说此险工设施可防御洪水流量每秒4000立方米的侵袭。“险工”设施除有夏津县人民政府2023年10月设立的“夏津县文物保护单位·夏津土龙头险工”的标志外，还有夏津县人民政府2018年6月设立的“夏津县文物保护单位·京杭大运河遗址（夏津段）”的标志。夏津县水利部门的同志介绍，运河夏津段基本实现正常来水年份有水，水质达三类标准以上，虽然不能实现旅游通航，但能满足常年灌溉农田的需要，权责明确的河段管理机制和平台基本建成并运行良好。我们看到，夏津河段绿色生态廊道基本建成，不符合规划和生态保护要求的建设项目得到有效控制。它给我们的印象是，这里贯彻落实《纲要》和《实施规划》的成效明显。

卫运河夏津段

（二）

沿着卫运河大堤，见学调研组一行来到“祝官屯枢纽”。这个枢纽工程属于水利部海委漳卫南运河管理局管辖。祝官屯枢纽坐落在山东省武城县祝官屯西南的卫运河主河槽上，上距临清市44.7公里，下距四女寺枢纽49.2公里，是一座以行洪排涝、蓄水兴利为主的大型1类水利工程设施。工程始建于1974年，2012年进行了除险加固。该枢纽工程设九孔节制闸，防洪50年一遇，除涝3年一遇，相应设计流量每秒4000立方米,排涝每秒1150立方米，正常蓄水量1263万方，最高蓄水量1763万方。在漳卫南运河管理局同志的引领下，我们走在横跨卫运河为祝官屯枢纽而建的钢架桥上，桥两边宽阔的河床虽然生长着绿油油的麦苗，但没有任何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建设项目。桥迎面矗立着“祝官屯枢纽”字样的标牌清晰可见，枢纽泵房墙上“船闸”两个红色大字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站在九孔桥的上面，通过网眼看到桥下汹涌澎湃的河水，抬头远看，“一条大河波浪宽”的画面呈现在眼前。

祝官屯枢纽

祝官屯枢纽作为卫运河上重要水利工程，其建设和营运对古老的卫运河及周边区域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首先是防洪调控能力显著提升。祝官屯枢纽通过闸坝调节运河水位，在汛期有效蓄滞上游来水，降低卫运河中下游的防洪压力，减少洪涝灾害对沿岸城乡的威胁。枢纽与卫运河沿线其他水利设施联合调度，形成防洪体系，提高了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其次是水资源优化配置与灌溉保障。祝官屯枢纽通过蓄水、引水，为周边地区的农田提供了稳定的灌溉水源，支撑了鲁西北农业主产区的生产需求，助力粮食安全。枢纽在枯水期调节下泄流量，保障下游生活、生态和工业用水需求，缓解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问题。再就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运河文化的保护利用。祝官屯枢纽通过水资源保障促进了沿岸农业集约化发展和工业用水需求，为区域经济注入活力。枢纽与古运河风貌结合，有可能形成新的旅游资源，推进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遗憾的是，据说枢纽船闸建好后，还没有通过航。实际上，卫运河作为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历史上的“通航记忆”至今令人难忘。我们多么希望，祝官屯枢纽在发挥现代水利功能的同时，也需要注重与古运河风貌、文物遗迹的保护相协调，在通航、旅游和文化价值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三）

见学调研组一行沿卫运河下游，来到四女寺枢纽大堤。虽在初冬时节，河道岸边仍然是生机盎然。四女寺枢纽在河中矗立的“减水闸”、“分洪闸”、“节制闸”，加上已成为水工遗产的“船闸”，形成“四位一体”的水利工程体系，显示出自古以来水利工程建设的科技成果和智慧。

四女寺船闸

枢纽位于德州市武城县四女寺镇，是京杭大运河上一处重要的水利工程和交通节点，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工程特色。经四女寺枢纽管理局同志介绍和查阅资料了解到：四女寺枢纽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约1411年），当时为了解决大运河水源不足和黄河泛滥、泥沙淤积对运河的威胁，在此修建了著名的四女寺减河（今漳卫新河），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减水坝之一。其核心功能是“分洪、泄沙、济运”。历史上，四女寺枢纽曾是南运河、漳卫河和减河的交汇处，是大运河航道的一个重要分叉点和控制点，承载着调节水量、防洪排涝、保障漕运畅通的重要功能，也是联结南北航运的必经之路，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堪比人体的“咽喉”。同时，枢纽对维护运河全线通航安全起到关键作用，所以又被称为大运河的“安全阀”。由于四女寺枢纽精巧的设计和在保障运河安全、漕运畅通方面发挥的巨大、持久的作用，此工程又被誉为“智慧枢纽”和“江北都江堰”，这充分说明它在水利工程史上的崇高地位。

尽管现代四女寺枢纽的通航功能待恢复，但今天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一是防洪调度的核心。这是其最核心、最关键的现代作用。经过多次扩建和现代化改造（据了解，近年内此工程还要进行大规模改造），今天的四女寺枢纽工程体系，仍是海河流域漳卫南运河系中最重要的防洪控制工程之一。它控制着漳卫河洪水进入南运河的流量，是保卫下游天津市、沧州市以及京沪铁路、华北油田等重要地区和设施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一旦上游发生特大洪水，枢纽可以开启分洪闸，将洪水引入漳卫新河（减河），直接排入渤海，从而极大减轻南运河下游的防洪压力。二是水资源配置的关键节点。在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向北输水时，四女寺工程可以起到“中转站”和“开关”的作用，调节长江水向北输送的流量和方向。通过枢纽的调控，可以向干涸的南运河段以及华北地区的地下含水层进行生态补水，对于修复区域生态环境、回补地下水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内河航运的潜在枢纽。随着京杭大运河全线复航工程的推进，四女寺枢纽作为航道连接点的地位将再次凸显。其1958年曾经通航的船闸，经过修复、改造、提升后，将成为未来贯通南北水运、发展绿色航运的关键设施。四是文化旅游的地标。近年来，四女寺枢纽纳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规划，通过生态修复重现运河风貌，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点。四女寺地名本身源于一个感人的民间传说（四女孝亲），加上其深厚的水利文化底蕴，使其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古老的运河文化、水利工程奇观与现代生态景观在此交融。

四女寺水利枢纽

望着宏伟、宽阔的四女寺枢纽，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又来到舒同题写“船闸”二字的已经成为文化遗产的船闸工程庭院，这里大树林立、花草翠绿、犹如天然的避暑胜地。我们深深感到，四女寺枢纽不仅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杰出代表，更是大运河文化带中融历史、技术、民俗与生态于一体的综合性遗产。它见证了运河的兴衰与复兴，其功能与文化的双重价值，使其成为讲好“运河故事”、弘扬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四）

在德州市水利局同志的引荐下，我们渴望参观见学正在筹建的“德之韵运河博物馆”。京杭运河德州段历史上是漕粮北运的重要枢纽和仓储基地，有“九达天衢”、“神京门户”之称。客观地讲，此前相比于扬州、杭州、济宁等运河名城，德州在运河文化的系统性展示和影响力上，有所欠缺。德之韵运河博物馆的建设，将彻底改变这一局面，使德州成为运河文化带上一个崭新的、闪亮的地标。

走进该馆筹建规划室，站在“德之韵运河博物馆”模型前，听着工作人员的详细讲解，了解到该馆主体工程已竣工，计划2026年10月开馆运营。该馆是积极响应国家“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战略的具体举措。它不仅是古老运河原始风貌静态的文物陈列处所，更是运河德州段现代景观的展示，是推动区域文旅融合、促进经济发展的引擎，是讲好中国大运河故事的重要节点。

德之韵运河博物馆主体馆

德之韵运河博物馆位于德州市运河古道沿岸的核心区域，与运河风光带融为一体，形成“馆在景中，景在馆内”的游览体验。其建筑面积巨大，展陈空间开阔，为举办大型主题展览和沉浸式体验提供了坚实基础。该馆打破传统博物馆“文物加展板”的模式，将大量运用数字化、智能化展陈技术，打造一个“可听、可视、可触、可感”的现代化智慧博物馆。该馆不仅仅是一个博物馆，更是一个文旅商综合体。它包含学术研究、社会教育、文化创意、旅游休闲等多种功能，并配套建设文化街区（如新打造的杨家圈文化街区）、演艺中心、文创商店等，使其成为吸引游客停留、消费的目的地，而不仅仅是参观的景点。

即将竣工的德之韵运河博物馆给我们的深刻印象，是德州把握历史机遇，重塑其在大运河文化体系中历史地位的战略性工程。它的意义在于填补空白、彰显特色、服务国家、提升城市，其特色在于聚焦漕仓文化、运用现代科技、实现文旅融合，旨在打造一个既有历史深度又有时代活力的国家级运河文化展示平台。我们期待，该项目成为京津冀鲁地区一个新的文化高地，为世界了解中国大运河文化打开一扇新的窗口。

（五）

要说京杭大运河沿线最具特色的文化标志，位于德州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苏禄王墓”应是其中之一。见学调研组来到这里时已是夕阳西下之时。此前到“苏禄王墓”不止一次，而这次感到讲解员讲得特别生动，大家听得、看得格外认真和关注，原因是这次到“苏禄王墓”与见学调研的主题紧紧贴在一起。苏禄王墓并非一座普通的古墓。它是中国境内唯一保存完整、并有后裔守陵的外国国王陵墓，其背后是明代一次重要的中外友好交往事件。当我们将它置于“京杭大运河文化带”这一宏大的时空框架下审视时，会发现它的价值不止于一个孤立的文化遗产点，而是大运河作为文化交流纽带和国家治理动脉的鲜活见证与核心象征。

苏禄王墓

京杭大运河的首要功能是漕运，即维系国家经济命脉。但更深层的，它是一条流动的“文化运河”。“苏禄王墓”现象将这种文化交流提升至国家层面和跨文明的高度。大运河通常视为中国的“内河”。然而，苏禄东王巴都葛叭哈刺的使团在1417年沿运河北上朝见明成祖朱棣，并在返程途中于德州病逝安葬，这一事件使得大运河瞬间从国内经济通道转化为国际外交舞台。它证明，大运河不仅是南粮北运的通道，也是承载外国使节、传播中华礼乐文明、连接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与历史上许多通过战争或殖民带来的文化交融不同，苏禄王墓代表的是和平、友好与相互尊重的邦交模式。明成祖以王礼厚葬苏禄东王，并恩赐“温、安”二姓的穆斯林守陵人世代居留，体现了“怀柔远人”的中华天下观。这种精神，正是通过大运河这条路径得以实现和固化，成为后世国际交往的典范。大运河沿线不乏各种宗教文化遗迹，但苏禄王墓及其后裔形成的北营村，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活态的伊斯兰文化社区。守陵后裔与当地汉族人民的融合，展现了运河文化包容与共生的特质。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苏禄王墓的历史故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它成为连接中国与菲律宾乃至整个东盟国家的情感与文化桥梁。北营村作为一个由守陵人发展而来的回族村落，是研究明清以来民族融合、伊斯兰文化在中国本土化过程的绝佳“活样本”。与许多已成为废墟或仅供参观的静态遗迹不同，苏禄王墓是“活”的；温、安二姓的后裔在此生息繁衍600余年，至今仍在进行祭祀和守陵活动。这种历史的延续性和文化的生命力，使其成为大运河文化带上最具有人情味和故事性的节点之一。它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中国与菲律宾、皇室与平民。

德州苏禄王墓作为京杭大运河文化带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是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大运河友好开放故事的宝贵资源。保护、研究和利用好苏禄王墓，对于全方位理解大运河文化价值，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对昔日“南有苏杭，北有临张”的思考——“好运山东”（聊城段）见学调研之二

由省水利厅和山东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的见学调研组，一行7人，沿运河山东段自北向南，从德州来到聊城，实施以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为主题的“好运山东”见学和调研活动。

京杭运河聊城段，自今阳谷县张秋镇南之五孔桥入境，经阳谷县、东昌府区、临清市，在临清市城西北隅与卫河交汇，全长97.5公里，南接济水，北达卫水，中跨徒骇河、马颊河二水。运河聊城段，是元世祖最初命名的会通河。后来，连同原来的济州河通称会通河。因此，聊城境内运河实为会通河北段。在运河聊城段的历史上，值得记忆的有“南有苏杭，北有临张”之说。这一说法，虽然目前没有确切的、权威的古代文献或学术考证能够直接证明。但确实这是一个流传已久的“记忆”。这个说法主要是为了强调“临清”和“张秋”在历史上，特别是京杭大运河漕运鼎盛时期（明清两代）的繁荣景象，并将其与南方最负盛名的城市苏州、杭州相提并论，以凸显其“江北苏杭”的地位。

临清之变

乙巳蛇年感恩节那天（2025年11月27日），见学调研组来到“北有临张”的“临”清市。临清，临运河，水长清。它是齐鲁西进、晋冀东出的重要门户，地处隋唐卫河与明清运河交汇处，并保留着元代原风貌生态原真性的古运河遗迹。运河，孕育了临清千百年经久不息的繁荣。乾隆曾诗赞：“临清傍运河，富庶甲齐郡”。此前多次来过临清，深知这里文化底蕴丰厚，名胜古迹星罗棋布，运河钞关、舍利宝塔、鳌头矶、清真寺、歇马亭，均为国家重点保护单位。以运河文化为核心的仓粮文化、钞关文化、贡砖文化、商流文化、闸船文化、胡同文化、美食文化、名人文化等闻名遐迩。通过沿堤、沿河、沿街多方面的见学、考察和调研，发现与前些年相比，临清市在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上似乎有“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变化，突出的有三点：

一是运河钞关遗迹的保护、利用有了质的飞跃。临清钞关居运河八大钞关之首，是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近些年，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巨额资金，对钞关遗址内的古建筑进行了系统性、大规模的抢险加固和修缮。对已经考古发掘出的码头、河道等石构遗址，采取了专业的保护措施，如防止风化、加固基础等。同时运用覆土保护、标识展示等现代遗产展示手法，让游客能清晰地看到运河沿线、码头台阶的位置和规模，既保护了脆弱的地下遗址，又实现了可视化的展示效果。为了让文物“活起来”，展陈方式和内容得到极大改进。如在钞关遗址内建立了主题鲜明、手段先进的专题陈列馆。运用场景复原、沙盘模型、多媒体互动、幻影成像等技术，生动再现了当年漕船过关、商贾云集、税吏办公的历史场景。展品不再局限于简单的文物陈列，而是通过图文、史料、实物相结合的方式，系统讲述运河漕运、钞关税收制度以及临清城市发展的历史故事。

临清运河钞关

过去看到的运河钞关大门前是一条窄路，行车及团队参观很不方便，有时游客拍个大门正面照的距离都不够。这几年通过对钞关周边，尤其是大门正面至沿河之间的杂乱民居和环境进行了拆迁和整治，建设了以钞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广场，使其成为一个文旅商开放的空间，而非孤立的景点。同时，实施夜景亮化工程，让钞关在夜间也能展现出独特的历史韵味。这表明，临清运河钞关“后申遗时代”的管理和保护工作能够按照世界遗产的标准执行，推动了各项改进措施的规范化和高水平化。

临清钞关门前广场

站在临清市古运河岸边看运河钞关大门，走近钞关庭院游览全景，从观展漕船过关、纳税和税吏办公的体验中，我们深深感到，近些年临清运河钞关遗产文化的保护、利用和改进是系统性、全方位的。做到了从“保下来”到“美起来”，从“静态展示”到“动态活化”，从“地方景点”到“世界遗产”，这不仅作为一个历史遗迹得到了有效保护和利用，更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地标和旅游目的地，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成为展示运河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窗口。

临清钞关广场河道

二是运河遗产故道由昔日的“龙须沟”变成了今天的“城市绿肺”。元代会通河临清段故道，因明清时期运河主航道改道，这段古老的河道逐渐淤塞、废弃，失去航运功能，成为一条“断头河”，被老百姓称为“死河子”。这段承载着元明时期辉煌运河记忆的故道被荒废、掩埋，其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无法彰显。在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的攻坚战中，临清市通过一系列科学、系统的工程，实现了将这段古道和其他废弃河道从“死”到“活”的转变。

临清元代会通河道

首先以水利工程为核心——“引水活脉”，实施了“引卫（河）入元（故道）”工程。对淤积严重的会通河故道进行清淤、拓挖，恢复其河道形态和容量，据说仅“死河子”垃圾就清理出28万立方。在此基础上，整修城内和周边水利设施，形成了以卫河为主干，元明故道为支脉的城市水系循环网络，并辅以生态护坡、种植水生植物等生物净化手段，提升水体自净能力，使“死河”真正变成了清澈流动的“活水”。这一实践，超越了简单的河道治理，是一个将文化遗产保护、城市生态修复、公共空间营造和产业经济发展有机结合的举措。今天的临清，运河水网贯通，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正是对真正保护利用运河文化遗产理念的诠释。

引江和引黄工程形成的“鸳鸯火锅

三是“引江”、“引黄”、“引卫”的“三位一体”工程令人刮目相看。见学调研组亲临临清邱屯枢纽，即引江（南水北调）和引黄（黄河水）工程设施，这两项工程的相遇，“一蓝一黄”，恰似“鸳鸯火锅”，加之临清的引卫（卫河）工程，这“三位一体”的布局，生动展示了国家如何运用强大的工程能力，调和南北水资源，重塑地理景观。对临清而言，不仅解决了运河水的问题，更是将自己深度嵌入了国家发展的宏大地图，成为了一个展示国家战略成果的窗口。

见学调研组看到的临清之变，说明这个著名古城正在以运河为灵魂，以生态为基底，以国家战略为依托，走出一条从“单一保护”到“系统赋能”、从“沉睡的历史”到“活着的遗产”、从“地方叙事”到“国家叙事”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我们对运河的保护，不再是孤立地保护一个文物点，而是将文化保护、生态修复、国家工程、城市发展、旅游开发融为一体，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运河不再是教科书上的一段文字或废弃的河道，而是重新流动的水和可讲述的故事，成为充满活力的“活态遗产”；运河的利用和发展，不再是单纯体现景观和游览，而是文化、生态、经济协同并进，让绿水青山带来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张秋所盼

见学调研组来到“北有临张”的“张”秋镇。张秋镇，属于阳谷县管辖，坐落于阳谷县的东南区域，西面紧邻十五里元镇，东面和北面与阿城镇接壤，南面则与河南省台前县隔河对峙，享有极为有利的地理条件。它恰好处在会通河、金堤河与黄河的交汇处，这一独特的位置让它成为了交通的关键节点和物资的汇聚中心。张秋镇的历史深远，源头可追溯到唐五代时期，北宋时在此设立了山东西路张秋镇。它的名字几经变化，曾称为“涨秋口”，得名缘由是每年秋季河水泛滥上涨。“张秋”之名，在五代时期亦有记载，《宋史》中提到“周显德初年，河在杨柳处决堤（今东阿县杨柳镇），派遣宰相李谷修筑堤防，自阳谷至张秋口以阻挡洪水”。而在宋景德年间，曾一度改名为景德镇。明弘治七年（1494年），鉴于右副都御史刘大夏在治理河道上的卓越成就，该地得名安平镇。后因重名于安平洲，清朝时期又恢复为张秋镇。

明清之际，张秋镇步入了其辉煌岁月，一跃成为鲁西关键的运河港口及商品汇聚中心，赢得了“小苏州”的雅号。依据《寿张镇志》所述，张秋镇在其鼎盛时期，坐拥九门九关厢、七十二街、八十二条巷弄，布局壮阔，尽显都市风貌。彼时，运河穿镇而过，成为“岁运漕粮以供京师，会通河乃国之血脉，张秋更是南北要冲”，“漕渠交汇之咽喉”，担当着明清两代四方交通的节点与运河漕运的核心角色。河面上官船商船纷至沓来，帆樯密布，南货北运的船只满载各式商品，纷纷在此泊岸、换乘。市井之中，铺房密布如梳，百货聚积成山，街巷店铺接踵，商品五彩斑斓。商业之兴盛，催生了服务业的蓬勃发展，茶肆、酒坊、客栈等设施完备，为过往商旅提供了诸多方便。昔日张秋镇，商贸活动空前活跃，牙侩（中介、经纪）人数众多，年收牙税多达二百金有余，经济繁荣由此可见一斑。虽为名镇，其繁华之景却超越了周遭县城，道光《东阿县志》载：“略逊临清而已”。昔日张秋还有文庙、关帝庙、山西同乡会馆、陈家大院等文化遗迹。

张秋码头

遗憾的是，见学调研组到张秋镇时，却连昔日繁荣景象的遗迹也没有找到。据镇的领导同志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实施旧村改造时，把原来的遗址、遗迹全部拆除，有些条石也被用作新建筑物的地基或石材。好在原会通河的河道、码头、闸口遗址还在。调研组来到张秋镇会通河、金堤河、黄河的交汇处，现为一条县级公路的交叉口，路口边立有“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的石刻标示，下面有“中国大运河·会通河阳谷段”的碑刻介绍。调研组在张秋码头遗址看到元代会通河的河道，河中注了水。在“张秋码头遗址简介”牌上看到，张秋码头位于镇南街古运河西岸。码头随着元代开凿会通河时而建，并在镇内设立都水分监衙门。那时，张秋建有九城门，码头与城墙相连，地处南水门，亦称水门码头，是漕运的重要枢纽。运河停运后，码头淤埋于河床下面。每到河水干涸时就会显现出部分石基。2016年，对该段河道清淤时发现码头遗址并清理发掘和加固保护。

张秋会通河道标示

调研组又来到会通河段荆门上闸和下闸。元明清时，会通河也称“闸河”。因为此河段开通后，由于地势落差较大，水流难以控制，很多河段因缺水而导致船只无法航行，于是在易断流节点陆续修建了节制闸，以节制水流，调节水位，保证漕船畅通。为此，运河阳谷段在荆门上闸至七级下闸区间距离约15公里处就建有六闸，即荆门（张秋镇）上下闸、阿城（镇）上下闸、七级（镇）上下闸。荆门下闸始建于元大德三年（1299年），间隔三年于元大德六年（1302年）建设了荆门上闸，明永乐九年（1411年）两闸重修。荆门上、下闸区间距离只有800余米。这段河道是会通河阶梯船闸的典型代表，也是最能集中展现“闸河”特点的河段。2006年5月，京杭大运河会通河阳谷段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2月，依照国家文物申遗工作要求对荆门上下闸、阿城上下闸实施了保护修缮工程并顺利通过了申遗验收；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会通河阳谷段、荆门上下闸，阿城上下闸“一段四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张秋荆门上闸

当下的张秋镇，自然不甘于现状，它虽不会奢求“苏杭”那样的景象，甚至连临清那样的状态也不会苛求，但它仍有期盼。调研组在荆门上闸（今为上闸村）看到20多位穿戴整齐的老翁聚集在村口似乎在看着我们，期望能够给他们带来“好运”。通过了解，当前的张秋镇至少有“三盼”：一盼作为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一段四点”（张秋为一段两点，另两点为阿城上、下闸）能够得到更好的重视，按遗产标准予以保护、传承和利用。二盼古运河河道能够纳入国家水利工程治理，在保护中得到利用和发展，至少能够像七级镇那样，借助南水北调工程，改善河道生态，疏通水源，激活遗产文化。三盼在提升经济水平的同时，使张秋镇充满“运河烟火气”，在上级指导和支持下再现“运河记忆，使当地人民群众获得更多福祉。

荆门上闸村

反差思辨

“苏杭”与“临张”的名声，皆倚重于京杭大运河这一璀璨的黄金水道。今天的苏杭依然是世界闻名的经济重镇和旅游名城，而临清和张秋则为普通的三四线城市或一般乡镇，尽管临清市仍然是著名运河城市，但与今日“苏杭”相比，反差巨大。其原因根植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深刻变革中。

首先是交通命脉的革命性变迁，即运河航运的弱化与公路铁路的兴起。19世纪中叶后，由于黄河改道、运河淤塞、海运兴起，以及最重要的——津浦铁路（今京沪铁路）等现代铁路网的修建，彻底改变了中国的交通格局。新的交通干线不再经过临清、张秋，而是选择了其他路线。“临张”从“运河枢纽”一夜之间变成了“交通末梢”，物流和人流迅速消失。而“苏杭”则凭借其经济腹地和产业基础，迅速融入了铁路和公路网络，加之运河继续通航，实现了交通方式的成功转型。

七级镇借用南水北调工程修建古运河码头

其次是经济模式的根本差异，即内生经济与转运经济的差异。“苏杭”拥有强大的、可持续的内生经济。即使运河功能弱化，其丝绸、茶叶、手工业等产品基础仍在，并能迅速适应近代工业化和全球化，转型为现代制造业、商业和旅游业中心。而“临张”其经济是“寄生”于运河的转运经济。一旦运河漕运停止，其存在的核心价值便不复存在。本地缺乏有竞争力的支柱产业，无法在失去枢纽地位后实现自我维持和发展。

再次是城市功能与地理区位的重新定位。“苏杭”地处富庶的长江三角洲，腹地广阔，紧邻上海等现代化口岸，在改革开放后能迅速融入长三角城市群，定位为区域经济中心、创新高地和风景旅游城市。而“临张”位于山东西部内陆，在现代经济地理格局中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虽然临清今天仍是一个县级市，但其城市能级和发展动力已无法与苏杭同日而语。

还有就是历史遗产的不同价值转化。“苏杭”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成功转化为旅游资源和城市品牌，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而“临张”其历史遗产如钞关、古闸、老街等，虽然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但在旅游吸引力和商业转化能力上远不及苏杭，难以支撑起一座城市的现代复兴。

“南有苏杭，北有临张”是运河时代的产物，它记录了那个依赖内河航运的古老中国的经济地理版图。今天的反差，本质上是农业文明交通逻辑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交通逻辑更替的必然结果。“苏杭”与“临张”命运的分岔，正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缩影。如今，随着大运河申遗成功，国家对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推进，以及未来运河全线通航的实现，“临张”等古城古镇的历史文化价值会被重新审视和保护，“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的日子为期不远。（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百度：美尚锅6，2025-03-08 12：32吉林《京杭河畔商传奇：南有苏杭，北临张家盛景》。

（作者：齐鲁文化、“两河”文化、兵学文化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