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乙巳年(2025年)清明节，是双春闰月60年难遇的特殊祭祀节日。我默诵着杜牧的《清明》诗作，来到济宁“银河陵园”（二十里铺园区）。这是父亲去世与母亲、继母合葬于此处后，我与家人、弟妹连续第13年为他们扫墓。每当这一天，都是幸酸的、痛苦的、灰暗的，往往想着说不定几十年后的自己也会在这样的地方，让家人们哭泣。母亲去世早，比父亲去世早了近30年。今年是母亲诞辰95周年，逝世40周年，故以此文悼念。
这是一个三人合葬墓。墓四周的松柏树和野草沾了露水，沉甸甸低垂着，像极了母亲最后那些日子里的手，总是无力地搭在床边。我轻轻拂去墓碑上的尘土和水珠，指尖触到冰凉的石块，却仿佛触到了母亲温暖的脸庞。“爸、娘、刘姨（继母），我和弟弟、妹妹们来看您了。”话一出口，喉咙像是哽住了，恍惚听见母亲在轻声应答……按照兄妹的排序，我在前，一一向墓碑跪拜磕首。
我的母亲朱广英患（肝）癌症，是她与父亲从济宁来省会给我照看儿子时查出来的。当时我为省会原大军区机关的一名副处长。1984年元旦刚过，母亲半夜称胃不舒服，我以为她是昨晚餐抢着吃剩菜的缘故。翌日一早，我就领着母亲到军区总医院（现解放军960医院）看病，一位有经验的女军医看了母亲肤色，马上安排了化验血、B超、CT等检查项目，结果出来后，确切地告诉我，你母亲患的是肝癌晚期，从现在医疗水平看，没有什么有效治疗办法，生命期限差不多还有半年。她又问了母亲病史，我说长期吃安眠、镇定类的药，以控制精神疾病的复发，医生初步判断是药物造成的肝损坏并恶变至肝癌。这一变故，犹如晴天霹雳，完全出乎预料，毫无思想准备。我与父亲商定，暂时将病情瞒着母亲，告诉她是严重胃溃疡，需要吃药休息。把父、母亲送回济宁后，我差不多每两周回去看望一次，以“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将到处打听买的各种治疗癌症的药物（偏方）送回去。可无论怎样努力，也未能挽救母亲的生命。1984年6月15日上午，突然接到家里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母亲病危，我抓紧买上火车票，到兖州下车后，被表哥用自行车接到济宁县医院时，已是凌晨2点多。弟、妹告诉我，母亲上午吃了几口饭，还问你什么时候到？下午就突变昏迷、疼痛抽搐了。医生说上午是“回光返照”。凌晨3时许，母亲的手动了一下，我抓住她的手，大声喊着“娘”，可她只张了几下嘴，便永远闭上了眼睛。母亲于1929年12月29日出生，1984年6月16日去世，享年55岁。从她查出癌症到去世，正好6个月，与医生说的“生命期限半年”相吻合。
我的母亲是原济宁县（现济宁市任城区）李营镇马庄村一户贫农人家的女儿，上有一个哥哥和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其父亲早逝，是母亲（我外祖母）含辛茹苦将他们兄妹养大成人。我的母亲未出嫁前被称作“二姑娘”，20岁时嫁给我父亲，被我姥姥家改称为“老南家的”。我母亲从农村嫁到济宁城里时，开始是在一家公私合营的麻纺厂做工，生下我之后，因雇不起保姆，便抱着我上下班，那时工厂没有托儿所，上班时便将我放在车间的一个旮旯处。一次下班后，见我幼小的嘴上、鼻子里塞满了棉麻毛絮，憋得都哭不出声音了。母亲既心疼孩子，又舍不得工作，左右权衡，还是辞掉了工作，跟随在汶上县康驿镇工作的我的父亲，做“全职太太”了。
我母亲没有上过学，但懂的东西不少。她虽然除了认识自己的名字和流行的钱币、票证什么的，会哼唱《穆桂英挂帅》《花木兰从军》等豫剧唱段，其它的文字和文艺几乎与她不沾边。但“孔孟之乡，礼仪之邦”传承的一些“老理”她似乎有所了解。母亲经常挂在嘴上的“三纲五常”，至于具体内容不见得说清楚，但“君、父、夫”的地位在她心里是明确的，有爱心、懂礼数、做善事、讲诚信之类的话也经常念叨。她教育我们说“你们要学好，不然别人会说‘子不教，父之过’,丢你们爸爸的脸。”还经常用“小时不争气，老了活受罪(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不要强人所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瞎话（撒谎）打的轻（重打）”（人无信不立）“‘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只要自身正，谁拿你也没办法”“知恩图报”等话勉励我们。母亲虽然没有说过“家风家教”，但她的言传身教我们终身难忘。
印象中1957年夏，汶上县康驿镇一带因下暴雨造成洪水泛滥，我们家住在镇西头租赁的两间土坯房里，随着“发大水了，快跑呀”的呼喊声，母亲什么家用的东西也没拿，冒雨抱着妹妹、领着我和弟弟一个劲地向镇东边高处跑，等父亲来后重新租房安顿，两天后才去老房子收拾东西，发现房子塌了半边，里面的被子、衣服什么的全被泥水浸透了。母亲说，东西不重要，只要人没事，一切还会有。“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母亲时常领着我到“姥姥家”（她娘家）捡拾庄稼，有时看护庄稼的熟人认识“老南家的”，便塞给母亲一些玉米、地瓜什么的，母亲说什么也不要。她说这是两码事，我捡的是你们放弃的，不能拿你们收获的。一次，我因口渴，顺便在路边地里扒出一块地瓜，被母亲发现后，硬逼着我把地瓜埋入原地，尽管那块地瓜不可能再成活，但那句“人家的东西不能随意拿”的家教伴随我长大成人。
在我记忆中，母亲一生就是三件事：照顾丈夫、疼爱孩子、算计生活。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就是不知道心疼自己。20世纪60年代初，全家从汶上县康驿镇迁回济宁城里，父亲先后调到离家20多里地的一个良种场和一家医院做行政工作，没有特殊事情，每两周才能回家一次。只要父亲在家里吃饭，母亲总是给他“开小灶”，单独做点他愿意吃的。母亲开玩笑说，“你们爸爸是家里的‘顶梁柱’‘财神爷’，首先要把他伺候好。”把父亲照顾好后，为尽可能地让孩子们不受委屈，母亲隔三差五地买些猪油和杂鱼之类的“荤腥”让全家“解馋”。打我记事起，就没见过母亲在餐桌上吃过“鱼身子”，总是说自己愿意吃鱼头，后来孩子们试着吃鱼头后，才知道母亲“用心良苦”，她是把好东西留给孩子们吃。夏、秋瓜果季节，母亲为能让自家的孩子同别人家的孩子一样吃到瓜果，便到郊区农家按批发价买些瓜果，而后按市场价在城里卖，待卖到“够本”时，便不卖了，把剩下的瓜果给我们吃。
1964年，我小学毕业考济宁一中初中部，是正怀孕的母亲陪我去的考场，“录取榜”公布后，看到有我的名字，便第一时间告诉了母亲。那天，母亲很高兴，挺着大肚子给全家擀了面条吃。可晚饭过后，她便躺在床上说肚子疼，到了晚上十点多了也不见好。我急忙拿了自己的零花钱，敲开老运河南门口药铺的夜间应急“窗口”，说要买治肚子疼的药，值班大夫看我是个孩子，便卖给了两包“柴胡”，说吃吃看看，不好再来。这是我第一次认识“柴胡”。当把药递给母亲时，她夸我懂事，却哭笑不得地说，是快生了，不是吃药能治好的。我说，去医院吧？她说，不用，嘱咐我请来邻居“胖婶”。胖婶来后，一阵忙活，天快亮时，我最小的一个妹妹就呱呱坠地了。
“困难时期”过后，那时已是父、母和我、弟弟及四个妹妹的八口之家，父亲每月的工资，除留些自身的生活用项外，其余的用于家里已是很紧巴，而家里大事小情全靠母亲操持。全家从汶上县康驿镇迁到济宁城的头几年，为了租到价格便宜的住房，总是不停地搬家，四年搬过三次家。有一年，房管部门为无房户建了一批简易房，母亲听说后唯恐没有我家的，便到处找，找了居委会，又找办事处，找了这个领导，又找那个管事的。经考察评估和研究，街道办事处答应按房管局低价租赁给我家一套三间约30平方米的简易房。还未等新建房抹内墙灰、按窗户玻璃，正赶上下大雨，我家住的老出租房漏个不停，母亲便带着我们兄妹几个冒雨搬到新建简易房里，用纸壳堵上窗户，地上铺上麦秸当床，便生活起来。我上小学四年级那年（1962年），还处在婴儿期的三妹患脑膜炎，那是当年流行的一种传染病，只能安排住在城北郊区的一家乡村医院里治疗。当时医疗条件受限，治愈率较低，病死的婴儿不在少数，况且保全生命后多数还会留下“痴呆”等后遗症。眼看着三妹的病情不得好转，在奄奄一息之际，医生建议放弃治疗，当时父亲也拿不定主意，可母亲不舍、不离，更不弃，抱着病危的孩子硬撑着，口对口地喂药，一天一夜后，三妹竟然奇迹般的苏醒、会哭了，直至痊愈出院，她成长中也未落下后遗症。有一次，我弟弟被查出患肝炎，医生说，除吃药外，要给他吃点好的、有营养的食品，当时家里连个鸡蛋都吃不起，其它有营养的东西更没有了。母亲听说西红柿有营养，便每天下午到菜市场买些处理的西红柿，采用多种做法让弟弟吃，弟弟吃了一个多月的西红柿后，再到医院检查，肝功指标竟奇迹般的正常了，以后再没有复发过。
我不到18岁参军入伍时，母亲还不到40岁，当时母亲正患精神疾病，靠吃药控制。当我把入伍通知书拿回家后，父亲和弟妹还有我，都很高兴，唯独母亲满面愁容。我知道，她要的是我“不远游”，但又不愿意扫大家的兴。我当兵集结前，母亲提议全家照张像，大家都穿上平时爱穿的衣服，最小的四妹当时只有5岁，没有一条像样的裤子，她一个姐姐借了邻居小伙伴的，很合适也很好看，但自尊心强的小妹说什么也不穿。母亲懂得孩子的心，难过地拆了一件半旧的衣服，给她重新缝了一条薄棉裤，小妹高兴地穿上照了“全家福”。
母亲的精神疾病究竟怎么得的、是什么时候得的，很难说得清。我记得母亲在汶上县康驿镇的时候，整天无忧无虑、乐呵呵的，能说会唱。全家迁到济宁城后，她开始忙忙绿绿，一天到晚不得闲；后来就说话很少，沉默寡言；又后来睡不着觉，有烦躁情绪；再后来就经常自言自语，时常不睡觉。她为此遵医嘱吃了不少镇定和安眠的药，也住过院，但就是除不了病根，总是时好时“犯”（病）。后来我也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书籍，分析了母亲的病因。认为主要是母亲生活压力、思想压力过大，加之文化水平和思维层次受限，难以自我排解而导致的。我母亲从小个性强，有自尊，长像漂亮，各种活计都拿得起，是村里有名的“俊姑娘”“能闺女”。在汶上县康驿镇时，跟着父亲吃商品粮，各种条件比一般农村家庭也好些。生活在同等条件下的乡镇她有一定的优越感。但全家迁入济宁市后，看似进城了，但无房、缺钱、孩子多，花销大；看到亲戚、邻居家都比我们家过得好，她那在农村的优越感和自尊心，逐渐被在城市生活的自卑感和压抑情绪所替代，虽然几经奋斗，终归力不从心，久而久之，便患上了抑郁症、癔症以致严重的精神疾病。待孩子们渐渐长大，分别有了工作，父亲调到城里工作后，母亲的病态好转了许多，“犯病”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控制病情的药物始终没有停止，且缺少服用相应的保护类药物，长此以往，造成肝损坏和肝癌的发生。
我是家里的长子，父、母从小就把我当作“第一个纽扣”系正、系好，给弟、妹做样子。父亲在家少，母亲患病后的那些日子里，我“早当家”的担子就逐渐挑起来了。八九岁时我就学会了挑水、做饭、洗衣服等，包括擀面条、包大包子这样的面食活计也会做了；还学会了“掏腿”骑自行车（因个矮，斜腿在自行车大梁下面骑）买煤、粮、菜等。在其过程中，也体会到父母的含辛茹苦和“拉扯”我们不容易。我从内心明白母亲没有享过什么福，立志长大后好好孝顺母亲。特别是自己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后，就更想让母亲跟着我们“享享福”，可母亲总是说：“不忙，等你条件好些，住房宽绰些再说。”母亲查出癌症那次在我家住时，当时住的是不足10平方米的筒子楼房间，只能摆开一张床，父、母晚上只好打地铺睡觉。等到后来我的住房等条件好了，可母亲却“走”了。我为此不知懊悔、自责过多少次。人们常说，人生三不等，即孝敬父母不能等，积德行善不能等，身体健康不能等。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总希望自己成长的脚步能赶上父母老去的速度，岂不知我们忘记了时间的遥控器并不受你的控制。时间不等人，如果等到我们有条件和能力再去孝敬父母时，可能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阴沉沉的天气伴着凉风，父母墓碑两旁的松树婆娑摇动，似乎在告诉我们：“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人生，没有十全十美，只有自然而安。我们应该学会接受生活中的不完美，接纳自己的不足和缺陷，与其执着于追求完美，不如珍惜当下的真实，享受生活的过程。
（作者：齐鲁文化、黄河运河文化研究学者）
2025年4月5日于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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