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午马年谷雨即将到来之际，有幸见证了在美丽的大运河畔鱼台县孝贤广场举行的“好运山东·流动的文脉”品牌发布会。此品牌内涵何在？又为何在鱼台发布？
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深入，尤其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的重要指示以来，山东段运河（水）文化和经济蓬勃发展，人们逐渐产生了“好运山东·流动的文脉”的思维、理念和品牌。“好运山东”巧妙借“运”字一语双关，将京杭大运河的“运河之脉”，与山东发展的“运势”之机紧密相连，加上“流动的文脉”，凸显大运河“流动的文化”内涵。同时，形成了“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好运山东”三位一体的独特优势和品牌效应。“好客山东”，侧重于行为与态度，体现山东人的热情、厚道、重情义，是人际交往方面的“软环境”；“好品山东”，侧重于物质与质量，体现山东制造、农产品的硬核品质，是实体经济层面的“硬实力”；“好运山东”，侧重于精神与福祉，它补齐了前两者之间的精神维度，流动的运河文化中蕴含着包容、流通、融汇、通达的特质，构成了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运河文化遗产和运河对山东的“塑造之功”、“激活之力”“好运”的精神内核。“好运山东·流动的文脉”不仅是一个品牌和活动名称，更是对齐鲁儿女和“有朋自远方来”的客人以美好祝愿——在山东，沿着643公里的运河走一走，看一看，把山东的“好客”记在心里，把“好品”带回家中，把“好运”留在身边。
鱼台孝贤广场
京杭大运河鱼台段，地处鲁苏交界、微山湖西岸，全长约32公里，是运河山东段的航运枢纽、水利调节器、文化载体。历史上为漕运命脉，今天仍是南北水运与区域协同发展不可替代的一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带动鱼台古运河文化遗产活化，鱼台正是“好运山东·流动的文脉”品牌正式发布的最佳场景和“运河好运”行动的绝好出发地。
“好运山东”与运河文化紧密相连、相辅相成。“运”是运河，这是物理载体。山东运河位于京杭大运河的“中枢”，不仅是整条大运河的“咽喉”，也是全线海拔最高、工程最复杂的河段，拥有南旺分水枢纽等世界级水利遗产。这里的“运”，既是漕运、水运的物理命脉，也象征着文明、商贸与信息的流动。山东承南启北，因“运”而兴，“好运”便寓意着这条黄金水道为齐鲁大地带来的绵长福祉。“运”是命运，这是精神升华。历史上，运河带来了沿河城镇的繁荣。将“运河”转化为“好运”，是将静态的遗产转化为积极的祝福。“运”是时运、国运，这是历史机遇。“好运山东”完成了从“地理意义上的运河”到“精神意义上的福运”的转化。当前国家大力推进大运河文化带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好运山东·流动的文脉”正是抓住这一历史契机，将运河文化遗产转化为发展动能的宣言，寓意山东在区域协调发展中顺历史潮流而动，开启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运河将原本相对疏离的鲁北、鲁西、鲁西南地区紧密串联，给沿运城镇乃至整个齐鲁大地带来“好运”，山东的版图也因运河首次在经济脉络上实现了深度整合。
在赢得运河“好运”的城镇中，鱼台便是其中的代表。
迄今为止，我一生四次到过鱼台县：首次是1964年跟亲戚乘解放牌大汽车去鱼台稻改工地送货，在少小心灵中对鱼台人民战天斗地的场景留下深刻印迹；第二次是1972年上大学期间深入鱼台农村基层参与社会实践，与鱼台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第三次是1996年在省城大军区机关工作期间，去鱼台考察人武和民兵预备役工作，耳闻目睹了鱼台人民用优质“鱼台大米”支持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实例；再就是这次见证“好运山东·流动的文脉”品牌发布会和“好运山东鱼台行”活动，领略了鱼台的惊人变化和大运河给鱼台带来的全方位“好运”。跨越62年的四次经历，恰好见证了大运河与鱼台命运紧密相连的四个关键阶段，表明大运河正是鱼台县千年变迁，尤其是近几十年实现惊人变化背后那条看不见的“文脉”和“水脉”。据考察：
1964年，正处于大运河济宁以北淤塞断航百年，鱼台地势低洼却无水可引，只涝不旱，水患频发而常年歉收。当时政府组织疏浚河道、修建排灌设施，将大运河及微山湖的水资源引入农田，变“水害”为“水利”，成功将旱田改为水稻田。大运河作为区域水网主干，长期影响着鱼台的农业生态。稻改实质是重新激活并利用了运河体系的水资源，实现了从传统低产作物到高产水稻的转型。这就是说，大运河为鱼台稻改提供了核心水源条件和治水经验，而稻改则是依托运河水系完成的一次成功农业改造。事实上，我当时看到的鱼台人民战天斗地壮举的底气，源自于大运河遗留的水系骨架。
1972年，彼时国家尚未启动大规模运河整治，鱼台农村仍以稻改后的稳产为主，但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当时我们百十名师生住在两个村落里，睡得是稻草地铺，吃的是菜汤加米饭，老百姓家除能吃饱饭外，仍是很贫困。在农村看到的，仍是运河河道荒芜、运输靠陆路板车的景象。这是运河断航后长达百年的沉寂期。
1996年，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正在论证，大运河济宁段逐步恢复部分输水功能。那时已看到河床整修、沿岸农业水利升级。鱼台的“变”，开始从“吃饱”转向“致富”，但尚未普及。在鲁南、鲁西南沿运区域，不少致富不忘党恩的“万元户”家庭，主动将子女送入军营，部队也增添了“富裕户战士”的新鲜血液，给军队和国防建设带来勃勃生机。
2026年，南水北调东线已稳定运行十余年，大运河黄河以南段全线通航、通水、通景。鱼台作为运河流经县，直接获得三大“好运”：
鱼台西支河（老运河）
一是水生态之运。运河每年为鱼台补充优质水源，地下水位回升，稻米等作物品质更优，“鱼台大米”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在“好品鱼台”展示中看到，不仅有丰富多样的“鱼台大米”，还有被农业部登记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鱼台龙虾”，鱼台甲鱼、鱼台毛木耳、孔府宴酒、鱼城辣椒、鱼城蜜桃、鱼台杞柳等生态产品，真是美不胜收。在参观中走过的“棠邑公园”、“西支河景观带”等生态景观，大家赞不绝口。在博物馆了解到的鱼台“惠河湿地”、“鱼稼里”、“旧城海子景区”、“稻改公园”、“柳清湖生态湿地公园”等景色，令人心旷神怡。
二是物流之运。京杭大运河航道升级至千吨级，鱼台港区连通长江与淮河，煤炭、建材、农产品可通过水运低成本直达长三角。
鱼台博物馆碑刻（拓片）
三是文化之运。我们看到的“京杭大运河鱼台段风光带”、“孝贤文化主题公园”和元明清以降留下的碑刻（拓片）等，听到的“五里三贤”、“芦衣顺母”等故事，以及“武棠亭遗址”、“栖霞堌堆遗址”、“闵子祠”、“樊子祠”、“梁子祠”、“鱼台孔庙大殿”等遗产，都是“流动的文脉”所产生的文旅融合成果。
这告诉我们，大运河是鱼台“好运”的载体：没有运河水系骨架，鱼台稻改将无从谈起；没有运河恢复通水，鱼台稻改会因地下水超采而难以为继；没有运河复航，鱼台农产品难以形成全国性市场；没有运河文化带战略，鱼台的历史底蕴无法转化为今天的旅游人气。
我经历的鱼台62年的“变化”，底层逻辑是大运河从“废弃”到“复活”的过程。所谓“好运山东”，正是山东段大运河在新时代被重新赋予的生态、经济、文化等功能。而鱼台，正是这条黄金水道上一个典型的受益者。
离开鱼台的时候，有些恋恋不舍。总感到有些东西没有看够，有些问题没有想透。鱼台从1964年的“稻改求生”到2026年的“文脉流芳”，反映了一条大运河的“复活”与一个县的“命运”的深层轨迹，浓缩了鱼台与运河关系的深刻转型。其核心的道理在于：一条河的“复活”，从来不是水来水去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地方重新找回自己在时空中的位置；命运与运河同频共振，生存逻辑从“抗争自然”升华为“文化自觉”。这一过程启示我们：
水患变水利，核心在于“能动性”。1964年稻改前，鱼台因运河失修、水患频发而“十年九不收”。稻改的本质，不是简单种稻，而是通过深挖沟渠、疏通水系——让被割裂的运河重新“活”了一段。这证明，区域命运的转折，取决于在困境中能否将外部约束（多水）转化为内生优势（水稻种植）。
生态的循环在于水是纽带，产业是果实。稻改成功后，鱼台形成了“运河——排灌系统——稻田——湖鱼”的生态农业链。大运河不仅提供水源，更成为水网骨架。这揭示，水系的连通性决定农业的可持续性。到2026年“文脉流芳”时，这种生态基底已自然升级为“稻米文化·运河风情”的文旅产业。
从“生存”到“身份”的最高发展是文化。1964年求的是“吃饱”，2026年讲的是“故事”。鱼台将稻改精神提炼为“居弱图强、同心同德”，并融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这说明，当一个地方解决了基本生存，真正让命运“翻篇”的是对自身历史的价值确认。运河不再是水利工程，而是承载城镇记忆、稻作节庆、遗产活化的文化河流。
县域发展在于“长周期红利”。鱼台62年跨越证明，大运河的“复活”不是一次性工程，而是不断被赋予新内涵的过程。它在解决粮食安全、支撑生态农业、输出文化品牌中不间断地跃升。对县域而言，抓住一个大的地理文化符号（如运河），持续深耕，就能获得跨越代际的复利效应。
最深的启示或许在于，一个县的命运，不取决于它是否拥有一流资源，而取决于能否让一条古老的河与一代代人的奋斗同向流动。当运河从“排涝通道”变为“文化血脉”，鱼台也就从“求生之地”变成了“流芳之乡”。
（作者：齐鲁文化、“两河”文化、兵学文化研究学者）
2026年4月19日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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