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2026年清明节，在济宁银河陵园（二十里铺园区）祭奠父母之后，便来到不远处的济宁市区城郊“戴庄医院”。驱车从医院的东门进去，来到医院的南门。本想故地重游，寻找当年在医院陪护母亲住院的记忆。可下车后，看到的是高大显赫的大门和大门前宽敞的马路，以及路两旁林立的摊铺，漂亮、耸立的门诊楼、病房楼等更是吸人眼球，与当年的印象形成巨大反差，几乎找不到那时的痕迹。与医院区域隔开的天主教堂群及古旧欧式建筑和小桥流水、布满古树花草的宿舍院，经过仔细端详、回忆，倒是能够找到当年的影子。
戴庄医院（原教堂）
戴庄医院（原教堂）荩园后花园
说起来，戴庄医院（教堂）也是济宁城区的名胜古迹。该地原是明末清初著名画家戴鉴的别墅。戴庄村名的由来亦如此。后戴家将别墅卖给官僚李澍作了花园，称“荩园”。“荩园”久负盛名，曾有“尘世蓬瀛”之雅称。园内亭台水榭，雕梁画柱；曲泓小桥，碧水荷池；山石嶙峋，峥嵘奇突；名花异果，古木参天；名人题咏，琳琅满目；布置典雅，疏密有致，为当时济宁的八大园林之冠。1879年天主教传入济宁，李澍后裔将这所风光怡人的古老园林卖给了德国传教士安治泰和奥地利传教士福若瑟。从此，“荩园”便为天主教堂所有。1897年“巨野教案”发生以后，清政府于1898年同德国订立了“中德胶奥租借条约”，德国牟取了在山东修路开矿的特权，并获取清政府赔偿教堂黄金二万四千两。利用这笔赔款，德国传教士购置了大量土地，扩建了戴庄教堂，新建了礼拜堂，开办了学校，设置了医疗所，附设了育婴院等。至1926年，此地已建成教堂、修道院、神学院、医院、修女楼等780余间房舍，占地120多亩。此时，戴庄教堂已成为鲁南传教中心。戴庄天主教堂的鼎盛时期，在籍神职人员就达七、八十人，每逢“圣诞节”、“复活节”等，教士教徒可达数千人之众，一时有“戴庄市”之谓。外国人的信件，只注明“中国戴庄”即可收到。
戴庄医院天主教堂
戴庄医院（教堂）欧式建筑
戴庄天主教堂在修女传教、办学育婴的同时，还兼行西医，最初只是小诊所。1910年前后，这里开始专门收治精神障碍患者，这在当时的中国极为罕见。到1920年代，已形成一定规模的“精神病院”，应该是我国最早的精神病专科机构之一。1948年7月济宁解放后，教会地产收归国有。先由济北县政府设于此，后由解放军接管，先后作为康复四院、十一院。1952年8月，正式定名山东省精神病康复医院，专门收治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精神创伤官兵，成为山东最早的精神专科医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更名为山东省戴庄精神病防治院，面向全省收治精神病人。此后，医院不断引入现代医学方法，规模扩大。1984年更名为“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即俗称的戴庄医院），1997年又获批成为“山东省安康医院”，逐渐成为鲁西南乃至全国知名的精神卫生中心。如今，戴庄医院的老教堂建筑已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医院在提供现代医疗服务的同时，也保留了这些历史遗迹，形成了医院与教堂共存的独特景象。
首次与戴庄医院（教堂）的接触，是在1966年暑假期间，今天算来正是六十年，一甲子。我当年15岁，上初二。那时，母亲由患癔症、抑郁症发展为精神分裂症，服用的“冬眠灵”等镇定药物剂量不断增大，但病情仍然时好时“犯”，她身边已离不开人了，我整个假期都在陪护母亲。一次，母亲一连六、七天不睡觉，嘴里总是嘟囔个没完，无目的的乱走。父亲通过问医、咨询、联系，确定让母亲到戴庄医院住院治疗。那天，父亲骑车提前去医院置办住院手续，我与表姐（大我6岁）拉着地板车，母亲和姥姥坐在车上，向城北10多里地的戴庄医院奔去。那时通往戴庄的是沙泥土路，狭窄而又坎坷不平，我与表姐轮流拉车，从早晨出发颠簸至近晌午方到戴庄医院，现在看到的戴庄南门前的南北宽敞大道，就是当年沙泥路的前身。
当时医院称“山东省戴庄精神病防治院”，里面的基础设施构建仍是教堂的模样。父亲拿着一身病号服早在医院大铁门前等着我们。那时的病房是个礼拜堂式的大房子，多棱型的彩色玻璃窗户露出不同颜色的光影，四周一圈是一个个的床位，大概有四、五十张，房子中间还有不少临时增加的地铺病床。母亲被安排在靠房西北角方位的病床，病床之间还可以临时搭一个地铺。由于父亲和表姐要上班，就留下姥姥和我作病人陪护。我的任务主要是，陪护母亲吃住行和用药，对母亲寸步不离，她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陪母亲在病床上休息；已近花甲之年的姥姥其任务主要是，每天拿着自家的米、面、菜等，到医院外边租赁锅灶为我们3人做饭（医院食堂不供应普通病员饭菜）送到病房，晚上睡在病床旁边的地铺上。母亲的治疗过程，除每天按时吃药外，再就是每五天一次“电疗”,即“电击”神经使其处于昏迷状态，确保能够睡觉；“电疗”三次为一个疗程，15天后如基本处于正常状态，即可出院。住院期间，每天陪母亲在医院内散步，能够观察到医院（教堂）的大体轮廓：高大华丽的“圣堂”为教堂的主体建筑，也是进行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当时处于“文革”前夕，已停止“礼拜”等活动。医院（教堂）分东西两院，东院（原修女院）为普通病房，收治来自全省乃至全国的精神病人。我们住的病房就在东院，病房内全是女精神病人，从十几岁到六、七十岁的都有，病房里加上陪人百多口子，一天到晚没有安静的时候，只能靠是否穿病号服来辨别病人（疯子）还是陪人。后来在有关史料和影视及文学作品里看到对“疯人院”的描写，我马上能够联想到陪护母亲住院时的情景。医院西院（原为修道院）除欧式建筑的教堂群外，主要是平房病区，里面住的多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精神受到创伤的志愿军官兵，有单人间或双人间，我陪母亲散步时，老远也能看到穿病号服的志愿军官兵，打心里对他们表示钦佩。医院（教堂）的西北部是“荩园”的后花园，里面山、池、亭、榭和花草古树居多。我们在现宿舍院看到的小桥流水和古树、绿地就是当年留下来的。
母亲住院期间，她有时是清醒的，清醒后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说：“这里是治您病的专门医院”；她看到外边射进病房的光线五颜六色，便问这是怎么回事？我告诉她“这里是教堂改的病房，窗户彩色玻璃是原来教堂的”；她问：“怎么还有睡在地上的？”我说：“现在得你这种病的人比较多，病床不够，只能临时搭地铺病床。”她说，“咱们赶紧治好出院，好给人家腾地方。”她又问：你成天陪着我，不上学了？我说“现在放假了，您快治好病吧，别耽误我上学”，她点点头；晚上，她看到整个病房里只有一盏25瓦的灯泡微弱地发出亮光，便说“这光好暖！”
母亲“犯”病时，虽然不吵闹，但会自言自语地到处乱走。一次晚饭后，我陪着母亲一起睡着了，姥姥去厕所了。我醒来后发现母亲不在病房，急得我和姥姥满院子里找，最终，见她在“荩园”后花园假山旁的池塘边玩水。我们惊出一身冷汗，以后再也不敢离开母亲半步了。母亲第一次在戴庄医院住院，治疗很有效，半个月就出院了。此后，我陪母亲又在该院住过两次。直至我参军入伍后，换成弟妹们与姥姥陪同母亲在戴庄医院住院多次。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母亲的“精神”病状大有好转，再也没有住过院。可在1984年初，母亲在济南查出患肝癌晚期，主要原因是长期服用安眠、镇定类的药物，又没有跟上相应的保护药，造成肝损坏并恶变至肝癌。当年6月15日，母亲便与世长辞了，享年55岁。
戴庄医院生长300年的流苏树
戴庄医院生长260年的黄连树
我很想再看看当年陪母亲住院的那间大病房，没有找到。据说建新楼时拆掉了。清明节那天，正赶上戴庄天主教堂的“礼拜”日，“圣堂”暂停游客参观。我便逐个观看其它古旧欧式建筑、过去称作高级病房的平房和“荩园”后花园等。站在60年前傍晚找到母亲于假山池塘边玩水的地方，沉思许久。最有幸的是在后花园看到了那棵生长300年、被称为“六月雪”的流苏树和一大批生长100年至300年的古树名树，并用手机把它们拍下来。
今年清明节，对戴庄医院六十年一甲子的再访，使我更加怀念已去世42年的母亲，似乎再次看到了她的身影，也忘不了如活着已近120岁的姥姥……同时眼前呈现出那些年，在医院、街道等地方，时常看到的令人怜悯、而又受人嘲弄“疯人”们。基于现有流行病学趋势，精神分裂症的人群发病率并未随着时代的发展显著下降，而是保持相对稳定。不过，由于医疗进步，患者的控制率和预后有了很大改善。由此想到，济宁戴庄医院从一个清末传教士诊所发展为今天能够拥有现代医疗手段的三甲专科医院，其意义该是多么的了不得：
其一，它标志着中国精神卫生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历程。该医院最初仅能“收容”病人，如今已能提供药物、心理、康复等综合治疗，使精神障碍从“不治之症”变为可管理、可康复的疾病，直接造福患者。
其二，它标志着人道主义与社会文明的融合。早期传教士以宗教慈悲收治被社会遗弃的精神病人，本身就是人道主义实践。今天的三甲医院身份，则体现了现代社会将精神疾病视为公共卫生问题、尊重患者医疗权的文明共识，消除了“污名化”和“监禁式”对待。
其三，它标志着历史连续性与文化记忆的传承。医院跨越三个世纪，历经了清末、民国、抗战、新中国等不同时期。它既是殖民医学传播的案例，也是地方社会适应现代医学的见证。建筑、档案与治疗方式的演变，构成了一部活态的中国精神医学近代史。
其四，它标志着区域医疗卫生的公平和不可或缺。作为鲁西南地区的精神卫生中心，戴庄医院解决了大量基层患者“求医无门”的困境。其存在降低了区域内因病致残、因病致贫的社会风险，是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防线。
其五，它标志着中西医学交流融汇的源远流长。从传教士引入西方精神病学概念，到如今融合中医、本土化心理治疗等，这所医院体现了外来医学知识如何落地、改造并服务于中国本土的需求。
总之，戴庄医院的意义不仅是治愈患者，更在于它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社会对待精神疾病的态度转变——从排斥、怜悯到科学治疗与人权尊重。它像一座桥梁，连接着过去与未来、信仰与科学、个体痛苦与公共责任。
（作者：齐鲁文化、“两河”文化、兵学文化研究学者）
2026年4月11日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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