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乙巳蛇年“小满”那天，江西省南昌市突然热得出奇，预报摄氏32度，阳光下的地面温度差不多40多度，加上潮湿，人们在太阳下仿佛是洗桑拿浴。即使这样，我们还是从赣江岸边的滕王阁步行30分钟，来到位于中山路380号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即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原江西大旅社）。此刻，已是汗流浃背。原想这么热的天，来纪念馆的人不会很多，没想到馆内外的人流仍是人挨着人，想拿出手机拍个照都很困难。我们深为红色文化的魅力而感动，顿时“热情”高过“热浪”，便有秩序地在酷暑下排队依次进馆瞻仰。
我之所以热切地来到八一起义纪念馆，主要是“补课”。参军56年来，总想亲自到军旗升起的地方体验一下，以前曾来过南昌，但都是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如愿，这次无论如何不能错过，非要亲临纪念馆不可。那么，其他人的想法呢？他们为什么冒着酷暑来到纪念馆呢？
随着馆内讲解员铿锵有力、字正腔圆的解说，我们便随着人流，一一了解到八一南昌起义“危难中奋起”“伟大的决策”“打响第一枪”“南征下广东”“转战上井冈”“群耀中华”等过程，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南昌八一起义总指挥部、贺龙率领的第20军指挥部、叶挺率领的第11军指挥部、朱德创办的军官教育团和朱德旧居等旧址。听着、看着、想着，似乎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多人不怕炎热、不顾疲劳、不厌烦躁地来纪念馆瞻仰，应该说绝大多数人的想法“英雄所见略同”，也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以自身的感受为例，说不定能够引起共鸣、形成共识。
亲临体验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向国民党反动武装“打响第一枪的地方”。1927年的南昌城，全城面积只有8.28平方公里，人口17万人。城区四周有城墙，共有七座城门。当时驻守南昌的敌军有8个团6000人之多。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起义部队2万余人，按照预定部署，向驻守南昌的敌军发动猛烈进攻，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歼灭守敌3000余人，缴获大量机枪、步枪和子弹，占领南昌城，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起义”，一是“第一枪”。起义是公开的武装行动，主要分为两类：革命性起义和军队反正。这里的起义部队，主要指军队反正。因为八一南昌起义前，贺龙（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叶挺（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师长）、朱德（时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率领的部队在名义上仍属国民革命军（即国民党部队），但此时中国共产党已掌握了对这些部队的实际领导权，为起义奠定了基础。起义后（8月1日当天），部队改编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下属军队（沿用国民党左派名义），直至南下途中才逐步确立工农红军的性质。八一南昌起义所以称作“第一枪”，因为在这之前，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正式武装力量，更没有独立领导武装与国民党反动派公开作过战。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合作破裂。中共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利用实际控制权已由中共通过党员（如叶挺、朱德）和统战力量（如贺龙）掌握的军队，在南昌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用血与火的语言，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
站在纪念馆内“第一枪”的雕塑前，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在想，当时贺龙、叶挺、朱德等都是属于“高官厚禄、衣食无忧”的上层人士，他们所以敢于率领部队“造反”“起义”“打响第一枪”，除了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权腐败透顶、治国无方、屠杀共产党人、乱杀无辜的不满、愤恨外，更重要的是有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充满着爱国、爱民，追随共产党的家国情怀。这样的高风亮节和崇高思想，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不容易做到的。此时，我们耳畔中萦绕着起义前贺龙在第20军军官会议上的讲话：“国民党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只有跟着共产党，中国革命才有希望，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现在要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武装暴动，解放人民；我已下定决心跟党走了，愿意跟党走的，可以留下继续一起革命，不愿意的也可以走。”贺龙的话起了作用，所属起义部队没有临阵退缩的。我们脑海里还响彻着起义后朱德率领起义队伍转战井冈山途中作的思想动员：“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1905年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你们要相信这一点”。朱德的话像定海神针，使这支大浪淘沙的队伍，坚定地跟着他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秋收起义的队伍胜利会师。
亲眼目睹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军旗升起的地方”。在八一起义总指挥部旧址，矗立着江泽民同志手书题写的“军旗升起的地方”碑刻。八一南昌起义不仅是党史、军史上的一个节点，更是中国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觉醒，走向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里程碑。把八一南昌起义誉为“军旗升起的地方”，既是对历史事实的概括，也是对人民军队“不忘初心”的永恒提醒。起义虽未公开打出共产党旗帜，但它是人民军队精神的起点。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将8月1日定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后成为“八一建军节”。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八一”军旗）直接源于八一南昌起义，象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面对“军旗升起的地方”碑刻，我先是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当抬头敬礼的瞬间，我仿佛看见无数透明而坚定的身影在军旗下列队——有长征路上冻僵的炊事员，有上甘岭坑道里传唱《我的祖国》的女卫生员和士兵们，有长江抗洪抢险与洪水搏斗严防死守的官兵，有汶川地震时用身体架起生命通道的年轻战士……他们与现在的我共享同一种心跳频率，军旗成为连接不同时空的介质，所有牺牲与坚守在此刻获得永恒的意义。
当看到新一代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军人，以更挺拔的姿态护卫这面军旗，欣慰与敬畏会同时升起。清楚地知道这抹红色之所以永不褪色，正是因为前仆后继的青春将它浸染。此刻站在这里，既是终点也是起点，作为历史的见证者赓续军旗精神，让八一起义的火种继续燃烧。
深刻了解“党指挥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发源地。八一南昌起义的第6天，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无独有偶，而在这之前的八一南昌起义恰恰首次用大规模的实践验证了这一论断的必要性、正确性和可行性。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首次独立掌握军队的实践，打破了依赖国民党或军阀的被动局面。起义前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作为当的最高指挥机构，明确了军队必须服从党的政治目标，而非个人或军阀的工具，确立了党对军事行动的绝对领导。起义部队虽包含国民革命军旧部，但通过后来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党组织建设等，逐步改造为新型人民军队。起义虽因敌强我弱暂时受挫，但证明了武装斗争是夺取政权的必由之路，为后续建立井冈山根据地、苏维埃政权提供了经验。上述原则在古田会议（1929年）中被系统化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方针，成为人民军队区别于旧军队的核心特征。南昌起义还起到中国革命道路转折点的作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以城市为中心”转向“农村包围城市”的探索，最终形成“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革命道路。
“党指挥枪”“听党指挥”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其“基因密码”、“血脉起源”、历史合法性直接溯源至南昌起义。我们虽然长期接受“军魂”教育，然而，八一南昌起义作为铸造“军魂”的发源地，对于我们“筑牢军魂、不忘初心”的教育是直接的、现实的，也是最接地气的。
八一南昌起义不仅是历史事件，更是一种政治原则。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没有一支党领导的军队，就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这一思想贯穿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的建立，并持续影响着当代中国强军之路和国家安全战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而这一魂脉的起点，正式1927年8月1日的南昌城头。
走出纪念馆，天气仍然炎热，然而我们却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在《一代英豪》《南昌起义》两座大型雕塑前分别合影，以缅怀八一南昌起义的五位杰出领导人和起义官兵。
（作者：齐鲁文化、运河文化研究学者）
鲁公网安备 3708990200012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