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陵与庄新民合影
沂蒙“红嫂”的故事流传遐迩，早在读中学时，我就被舞台上的“红嫂”深深地感动过。这次随《人民不会忘记》摄制组，采访了当年被“红嫂”明德英用奶汁救助过的八路军老战士庄新民老人，聆听了一段关于革命战争年代军民鱼水情谊的动人叙述。
深秋时节，摄制组来到上海,在上海虹口区四平路庄新民家，我们走访了这位革命老人。
这是一幢日本人盖的两层小楼，或许是日本人个子矮小的缘故，木制楼梯又窄又陡,小院中种着各种花卉。听说我们要来采访，老人激动得几天都没睡好，思维轨迹又溶入到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
1941年的冬天，为了摧毁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及鲁中抗日根据地，日军华北方面军经过半年准备，以直属部队和第一、第十二军以及伪军各一部共5万余人，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对沂蒙山区进行大规模“扫荡”。敌人采取分进合击、长途奔袭的战术，妄图围歼山东党政军指挥机关及主力部队。11月4日拂晓，敌人奔袭驻沂南县西部马牧池的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山东纵队司令部分散突围到南墙峪，后又当夜突围到芦山，接着转至鲁南天宝山区。5日，敌军数万人分11路合围驻沂南县西南留田的一一五师师部、山东分局、山东省战工会领导机关，遭到我军顽强阻击。当夜，在罗荣桓周密部署、精心指挥下，没费一枪一弹，数千人无一伤亡地胜利突出重围。这次行动被国际友人汉斯·希伯称赞为“无声的战斗”。
我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庄老的讲述：
那时，我是八路军山东纵队卫生部直属卫生所的卫生员。我和战友们按照上级的命令，在反“扫荡”中一面救护伤员，一面掩护他们突围，朝着指定的方向转移，然后再到约定的地点集中。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上级决定让我们这些年龄较小的战士一律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在突围和转移的过程中，我也不知道摔倒了多少次，身上多处被尖刺的石头磕伤，青一块，紫一块；双腿被荒山野坡里的酸枣树划开了一道道的口子；脚底被石头扎破，出血流脓。在突围的十几个日日夜夜里，我忍受着伤口的剧烈疼痛和长时间的饥饿寒冷，忍受着长时间没有睡觉的极度疲劳，和同志们一起围着山沟、树林、坟地转圈，同“扫荡”的敌人玩起了捉迷藏。一次次经历着即将同敌人遭遇的惊险，一次次又巧妙地突出重围，化险为夷。后来，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我不慎与同志们走散。当时我又着急又害怕，还不能喊叫，这是突围前特别强调的纪律，那种孤雁离群的滋味比伤痛、饥饿、疲劳还要难受。一种无助的恐慌笼罩在我十分脆弱的心头，我在心里一声声呼唤：同志们，你们在哪里！
第二天，我和许多上山躲难的群众一起被日军抓住。幸亏我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没有暴露身份，他们也就没把我怎么样。后来，日军逼着我们赶送他们抢来的牛驴，目的地是泰安城。我们白天赶路，走慢一点，日军的枪托就狠很向我们身上砸来；晚上被关在几间屋子里，每间屋子拎进来一桶冷水和一些生地瓜。大概是日军怕八路军袭击他们，一律不准生火做饭，更不准生火取暖，大家又冷又饿，忍受着漫漫冬夜的煎熬。
和我一起被日军抓住的老百姓中有一个叫李开田的中年人，我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和住址，后来才了解到他是沂南县马牧池乡横河村人。在我们一起送牛、驴的路上，他看我人小，长得又瘦弱，再加上浑身是伤，病病怏怏的，就特别关心照顾我，使我得以紧跟赶牛、驴的大队人马，少挨了日军的枪托。否则，我很可能在路上就被日军打死了。就这样，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终于将牛、驴送到了泰安城。一路上李开田与我以父子相称，没有引起日军的怀疑，于是我和赶牛、驴的老百姓一起被日军放走了。
长达一个月的磨难，我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伤口化脓，引起发烧，浑身像散了架，行走越来越困难。这次反”扫荡”的艰险经历告诉我，李开田是个忠厚、老实、心地善良的农民，我打算同他一起走，沿途说不定会碰上自己的部队。
当我把真实的身份向他说明时，李开田会心地笑了。他说，我早看出来了，要不是猜到你是八路军战士，我还不一定这样照顾你呢。
我遍体鳞伤，身上有多处伤口正在出血流脓，虚弱得难以支撑。李开田扶着我走一段，背着我走一段。再后来，我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迷糊不醒，最后的两天他就一直背着我走。翻山越岭，跨沟过河，几百里路，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我们终于到了李开田的家。一位中年妇女见他背着我，很远就迎了出来。这位中年妇女就是李开田的妻子，我的另一位救命恩人明德英。
明德英先天聋哑，是沂南县马牧池乡岸堤村人。1902年出生于一个极贫苦的农民家庭，嫁给李开田后以看陵(替人家守墓地)为生，生活非常贫寒。
明德英用手比划着让李开田把我背进她家团瓢(一种半地穴式的圆形小草棚)。大概是觉得小草棚无法藏人，明德英打着手势同她丈夫商议后，很快又把我转移到离小草棚不远处坟地里一个石砌的坟墓空穴中。他们夫妇看的这片坟地有许多空穴，都是富人没死之前为自己预先准备的。李开田把我背到空穴中后不久，曾有几个日本兵到李家来搜查。他们比划着问明德英是否看到八路军，明德英机智地打着哑语，向西指指。日军见她是聋哑人，就不再理她，往西面追去。日军走远后，明德英夫妇觉得坟墓空穴也不安全，又把我藏到离他们家不远处的石沟里，外面堆上草。
那里是没有人去的野地，比较安全。由于长时间的奔走，在疲累、惊吓、饥寒和伤痛的折磨下，我已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等他们来送食物时，我已经昏迷了。明德英见状急忙拿来缝被子的大针扎我的穴位，用手指掐我的人中，但都无济于事。昏迷中的我仿佛听李开田说，这孩子怕是不行了。明德英仍坚持施救，她解开衣襟，把奶水挤进了我的嘴里，又过了很长时间，终于把我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
庄新民老人说到这里，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老人用手帕揩干眼泪，接着又叙述道：等我苏醒过来后，发觉自己已躺在他们家中。明德英妈妈在给我擦洗和包扎伤口。他们全家仅有的一床棉被盖在我身上。看到这一切，我激动万分，但体弱得却说不出一句话，只是默默地流泪。
在明德英家住了一段时间后，由于他们全家的精心护理，我觉得身体好多了，就对他们说，我要走了，要去找部队了。我要走的话说了几次，明妈妈都坚决不同意。她总是比划着，慈母般地耐心劝慰我，强调我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健康，不可能走很远的路，弄不好还可能病倒，要我养好了身体再走。我自知身体还很虚，就又留了下来。这一段时间，他们夫妇天天到山上采草药，帮我擦洗伤口。他们一家吃挖来的野菜充饥，却倾其所有，拿出他们乎时舍不得吃的珍藏起来的土豆，地瓜煮熟了让我吃饱。明妈妈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点芝麻，捣碎了拌上盐让我用土豆沾着吃。她比划着：这是好东西，有营养，吃了身体好得快。
在明妈妈的精心照料下，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养息，我的伤口愈合结疤，基本恢复了健康。
我日夜思念着部队，思念着首长和战友，归队心切。明妈妈家里实在太贫寒，经常有上顿、无下顿，她的几个孩子经常饿得哭。尽管到了这种地步，夫妇俩每顿都尽量让我吃饱。家里仅有一床棉被，盖在我和她家弟弟身上，睡在铺上，明妈妈俩口子却睡在墙边草堆上。我实在不忍心再住下去拖累他们全家，在我再三要求下，他们才同意让我走。
那天晚上，明妈妈在如豆的小油灯下连夜缝补我的衣裤和鞋子，并把家里仅有的一点地瓜、土豆煮熟了，给我包上，让我带着路上吃。明妈妈一夜没睡，却再三催我早休息，明早好赶路。我离别之前的心情十分复杂，即将回到部队的喜悦和与恩人难舍难分的心情交织在一起。我一点睡意也没有，看着明妈妈忙这忙那，陪着她一直到天明。
我在李开田、明德英家养了40多天，最后一天，天刚蒙蒙亮，我依依不舍地含泪告别了救命思人。他们夫妇送了又送，还再三叮嘱，找不到部队一定要回来。我一步一回头，路上了归队的征途。我顺利地找到部队，重新投入到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日本投降后，我又跟随部队南征北战，一直到解放上海并留在上海工作。我曾写了一封又一封的挂号信，寄到沂南县，请求当地政府帮助查寻明妈妈夫妇。信中我详细地说明了我掉队被明妈妈和李爸爸救助的经过，但一连发了6封信都没结果。
1955年12月，沂南县岸堤邮局终于给我来信了，信中说：庄新民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经多方查找，你的救命恩人找到了，用奶汁救活你的人叫明德英，她丈夫叫李开田，他们家的地址是山东省沂南县马牧池乡横河村李家林。
得到这个消息后，我兴奋得一夜没合眼，立即寄了一封信和路费，邀请他们立即动身到上海来。1956年9月，李开田爸爸到上海来了，一见面我就急着问他为什么明妈妈没来。
李爸爸只笑不回答。古人云：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这救命之恩，我又何以报答！李爸爸在上海期间，我与爱人每天用不重样的饭菜招待他老人家，还抽空陪老人逛大上海。孩子们亲热地围着他“爷爷、爷爷”地叫个不停。
李爸爸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后，就要求回山东，总念叨一天看不到沂蒙山就闷得慌。我再三挽留也没有用。我动员李爸爸回山东安排一下，同明妈妈一起到上海来住，由我养他们的老。李爸爸说大城市太闹，人太多，话又听不懂，来玩玩可以，住时间长了不习惯。他走时，我将经领导特批借来的一叠钱给他，让他回去盖间房子，不能再住团瓢屋了。
此后的多少年，逢年过节，我都寄钱、寄布料、寄糖果给他们，明妈妈也让家人往上海寄花生等土产品。李开田爸爸于1971年逝世，当时正是十年动乱期间，我作为当权派靠边审查，没能前往沂南料理李爸爸后事，至今成了我很大的遗憾。
天不老，情难忘，许多年来，我是梦绕魂牵，多么想再见见曾用奶水救活我的明妈妈！1990年10月14日，我刚离休不久，就同爱人来到沂南县马牧池乡横河村李家林明妈妈家。那一刻我激动得颤抖，努力克制住不让眼泪流下来，对着老人深情地说：“妈妈，我来看你啦！”等老人弄清楚我是谁时，立即抱住我大哭起来。我也像久别的游子见到亲娘一样，大放悲声。这是幸福的泪水，高兴的泪水。明妈妈拉着我的手，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掰着算，指着我，又指指东方。那年我离开明妈妈家，是朝东方走的，这一别就是48年。老人流着泪水，拉着我爱人郑全英去看她的新木床、新棉被，看堆放在屋里的小麦、玉米和花生，然后比划着对我说，她家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天天过好日子，这是以前做梦也梦不到的幸福生活。
看到老人满足的笑，我更是感慨万千：如果没有像明妈妈、李爸爸那么好的父老乡亲的无私支持，中国革命绝难成功，我庄新民也不会活到今天，更不会有今天儿孙满堂的幸福家庭！
庄新民老人边说边流泪，一口气讲完了他和沂蒙“父母”的故事。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明德英老人于1995年4月21日与世长辞，享年93岁。庄新民在家中设灵堂祭奠，之后他每年都让两个儿子去沂南县给明德英扫墓，逢年过节也总要给她的子女寄年货、礼金。明妈妈健在时，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曾去探望过她，并题辞：“蒙山高，沂水长，好红嫂，永难忘。”当笔者撰写这篇文章时，庄新民又从上海寄到沂南1500元钱，想为明妈妈、李爸爸立碑纪念，以示永久的怀念。
采访完庄新民老人，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战争培育了庄新民和他的沂蒙“父母”这种特殊的军民关系，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战胜任何敌人的法宝，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基石。没有经历过生与死的洗礼，没有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就无法建立起这种水乳交融的鱼水深情。
战争年代，凡是在山东战斗过和工作过的老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是齐鲁人民哺育了子弟兵的成长，是山东父老乡亲支援人民军队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抗战时期，“红嫂”遍沂蒙，子弟兵的母亲遍山东。明德英和她的大夫李开田只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原载（《齐鲁名人》2001.4)
后记：2006年3月9日，84岁的老战士庄新民在上海去世。就在病逝前，他还叮嘱孩子们今后不要忘记感恩，要永远铭记这位伟大无私的“红嫂”，要记得老区人民的恩情。
作者简介：
李金陵：省委原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教授级编审、山东社科院文化所特聘研究员、全国党史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社科联系统社会组织先进工作者、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理事、山东社科联系统人才库首批成员、山东党史国史宣讲团成员、山东党建专家库专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山东舜源书画艺术院院长，山东运河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专家组副组长、《山东运河文化丛书》主编、《大运河词典（山东卷）》副主编、《运河研究》期刊主编。参与编辑撰写的《山东革命文化丛书》102本、1300万字，获全国党史系统优秀成果一等奖；参与主编的《珠穆朗玛作证—山东教育援藏30年》获山东省档案系统一等奖；参与撰写《八路军山东纵队史》及丛书，受到原济南军区、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联合嘉奖。1985年获济宁市首届文学创作奖，获其他奖项50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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