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的盛夏，我坐在窗前翻看泛黄的笔记本，扉页上“金口农场”四个字让我仿佛又闻到了那股混着海腥味的稻香。那香气不浓，不烈，像一缕穿越了半个世纪的旧梦，悠悠地从青岛东北方向那片叫做金口的土地上飘过来。51年前的那个早晨，当连长说出“种水稻”三个字时，我甚至不知道水田里的蚂蝗长什么样。如今，75岁的人生身后铺成一条漫长的路，而这条路的“第一粒扣子”，恰恰就系在那片稻田里，系在金口镇咸湿的海风与稻穗沉甸甸的芬芳里。
（一）
那是1975年的初春。我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作为工农兵学员回到了原部队。那天，青岛的海风裹着春暖的气息，军装是新熨过的，领章帽徽闪着崭新的光。我心里揣着几分读书人特有的忐忑，也揣着几分年轻人跃跃欲试的热望——中文系三年，书本读了不少，笔杆子练了几年，总想着回到部队能派上些用场。
命令下来得比预想的快，也比预想的出人意料。任命：青岛警备区独立团警卫崂山水库连二排长。
崂山水库，山清水秀，站岗放哨，守卫重要目标，这在我的想象范围之内。我甚至在心里默默盘算了一下岗哨排布、执勤条例，准备着走马上任。
然而,去连队报到的第一天，连长、指导员同时与我谈话，桌上一杯白开水，热气袅袅地升着。他俩看着我，语气平和得像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你是我们团，更是我们连队的首位大学生，非常欢迎。”稍有停顿，“准备一下，明天带领二排到金口镇团农场，执行种水稻任务。”
我端着水杯的手顿了一下。水稻？我一个山东大学中文系出来的军官，读的是诗经楚辞，写的是评论文章，水稻秧苗长什么样我都分不清楚，稗草和禾苗摆在一块儿我都未必能辨得明白。更别说全排30多号人，我一个都还没见过，姓甚名谁、脾气秉性一概不知。第一天报到，第二天就要拉出去种水稻，这弯子转得不是一般的大。
但军人的回答从来只有一个。我站起身，敬了个标准的军礼：“保证完成任务！”
那句话说得斩钉截铁，可当天夜里，我躺在临时安排的铺位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崂山的影子黑黢黢地立着，水库的水波在夜光的映照下晃来晃去，风穿过松树林，沙沙地响，像极了日后稻田里稻叶摩擦的声音。我心里不是不慌——一个书生排长，带30多人去种800亩水稻，种砸了怎么办？战士们不服气怎么办？辜负了组织的信任怎么办？
黑暗里我攥了攥拳头。怕什么呢？工农兵学员的本质就是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统一，工在前、农在中、兵在后，劳动是天经地义的。书本上学来的终究是纸上的东西，脚踩进泥里，手插进土里，那才是真功夫。不会种就学，不懂就问，战士们能吃的苦，我这个排长也能吃，而且要吃苦在先、干活在前！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打定了主意。
（二）
次日一早，卡车拉着我们全排36人，颠簸了50多公里，一路往金口去。路越走越偏，楼房越来越少，树越来越多，风里的味道也变了——从城郊的煤灰味，变成了海风的咸腥味，混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滩涂地，远处能看到海的轮廓，近处是一块块平整出来的稻田，水渠纵横，田埂蜿蜒。车停在一个古香古色的村庄里面，路面还是石板铺地，路两旁的房屋虽然破旧、有的坍塌，但看上去都是漆黑的大门框、独立的院落，登上石台阶才能进院，像似一片衰败的“秦砖汉瓦”古建筑。这就是我们的驻地——金口镇（农场）。
金口镇位于青岛市即墨县（今即墨区），地处即墨东部黄海之滨，东临丁字湾畔、与田横岛（现为镇）相邻，南连温泉（街道），西邻灵山（街道），北接莱阳市。该镇在明代以前，是一片荒僻的海滩。传说明中叶，有金姓夫妇二人逃难至此，结草为庐，捕鱼为生，周围海上的渔人偶尔至此，渐渐便有了一个地方概念。由“金姓家那边海口”，久而演变为“金家海口”“金家口”“金口”，又过了许多年，金口成了村落。清乾隆年间辟为商港，曾为胶东四大商港之一（金口古港），镇因港得名。金口镇除有农民、渔民外，还设置一个县管农场——即墨县金口农场；一个市政府慈善机构——青岛市生产教养院。据说，1953年，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拨给即墨县金口农场（含青岛市生产教养院）土地1万亩及房屋1079间。1953年，青岛市生产教养院迁入金口镇；1957年，“生产教养院”改为青岛市残老教养院金口分院；1959年，残老教养院又改为青岛市（金口）社会福利院。1975年，我们去金口时，住的就是社会福利院的房子。团里经营的800亩稻田是经青岛市政府批准、无偿“借种”即墨县金口农场的。34年后，即2009年金口镇获评“山东省历史文化名镇”，那是后话。
所谓“团农场”是独立团为补给本部队粮食和副食问题而设立的编外机构，实际只有5个人，即场长、指导员、司务长和一名卫生员、一名通讯员。主要任务是指导改良盐碱地种植水稻和种植一些时令蔬菜。团里每年委派一个排的兵力，划归农场领导，轮换执行任务。场长是由江苏入伍的老同志，懂得种水稻技术；指导员是胶东人，精明能干；司务长与我同年兵，是战士提干的。我们组成了由指导员为书记、场长为副书记，司务长与我为支部委员的临时党支部。
安顿好住宿，检查完各班的内务。我心里忽然踏实了。我排虽然是远离连队单独执行任务，但在这里又熟识了新的单位领导，还能学到一门新的学问——“种水稻”，且来这里执行任务的建制排已年复一年的好几茬了。人家能干的，我们也能干；人家能干好的，我们会干得更好。我向场长、指导员简洁地表达了决心！
（三）
如何快速和战士们打成一片，是我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我这个排长，来得突然，战士们对我不熟，我对他们也不熟。我也当过战士、做过班长，深知排长如果光指手画脚，战士们嘴上不说，心里未必服气。尤其是种水稻这种实打实的体力活，你干得不如战士多、不如战士好，这个排长就当得没有分量。当天晚上，我把三个班长叫到了一起，在简陋的宿舍里，就着一盏昏黄的灯泡，开了个小会。
“三位班长，我初来乍到，种水稻是外行，带兵也需要磨合。我有个想法，跟你们商量一下。”三个班长看着我，等着下文。
“接下来这三个月，我不在排里当甩手掌柜。我到每个班各当一个月的兵，跟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班长该怎么管就怎么管。一来我和大家一块学学种稻子的本事，二来也好跟全排的同志都熟悉熟悉。你们看行不行？”三个班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概是头一回碰到主动要求下班当兵的排长。愣了片刻，都笑了，说排长你这是要跟我们同甘共苦啊，那当然好。
就这么定了。
第一个月，我编入四班：开始整理营地、修整厕所、美化院落，到田地里干些零活，包括在班里扫地、打开水、帮厨等，什么活都干。班长一开始还客气，重活累活抢着替我，我把袖子一撸说班长你别拿我当排长，这一个月我就是你手下的兵，该怎么安排怎么安排。
第二个月，我转到五班：开始平整土地、修渠道、灌水，我与大家一样分工、分片、分任务，一个标准检查干活质量。后来与战士一样薅草、放水。腿泡在泥水里，蚂蟥顺着小腿往上爬，一开始还心惊肉跳，习以为常，随手一拍，揪下来往田埂上一甩，接着干活。
第三个月，我进驻六班：恰逢育秧苗、扛秧苗、插秧等关键农时，我与班里战士一样，向请来的插秧师傅学插秧，一天下来，腰酸背痛，腰弯久了直不起来，两条腿不听使唤。插秧需赶农时，人歇地不歇，三班倒，吃住在田埂地头；插秧插到后来，手指都肿了，指甲缝里嵌着泥，洗都洗不干净。我仍然坚持着，最后，成为排里的5个插秧能手之一。
三个月的朝夕相伴，全排35名战士，每个人的名字我都叫得出来，每个人的脾气秉性我摸得清楚：谁家在农村、谁是城市兵、谁家里有困难、谁思想上有疙瘩，我心里都有一本账。全排人员多数战士比我小1到4岁，3个班长与我年龄相仿，入伍时间我是最早的，算是老兵。接触多了，战士们也不再拘谨一声声“排长”，褪去最初的客套疏离，多了几分亲近敬重，更是发自内心的认可。
他们说，我们这个排长，虽是大学生，可一点不娇气，泥里水里跟我们一块儿摸爬滚打，是个好样的。我听了心里暖烘烘的。我知道，这第一步，走对了。
（四）
农忙时节没有节假日。五一、端午、八一、十一，别人过节，我们在田里。清晨天不亮就下地，晚上太阳落山了才回来，一天近十个小时泡在水田里，汗水混着泥水，军装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背上结出一层白花花的盐霜。作为战士，有个头疼脑热的还能休息一两天。作为排长，我一天也没有休息过。白天在田里跟着干，晚上还要查铺查哨，安排第二天的活计，一天睡不了几个钟头。
金口的稻田，不好种。靠海近，土地盐碱重，海潮一涨，海水倒灌进来，稻子就要受影响。所以种水稻不光是跟天斗、跟地斗，还要跟海潮斗。“战海潮，保稻田”，这六个字，是那段日子里我们天天挂在嘴边的。
有一回夜里下雨、涨潮，海水顺着灌渠倒灌进来，值班的战士喊起来的时候，我刚躺下没一会儿。一骨碌爬起来，抓起雨衣就往外冲，全排的战士也都起来了，扛沙袋的扛沙袋，堵口子的堵口子，手电的光柱在黑夜里晃来晃去，雨声、潮声、喊号子声搅在一起。那一夜我们在泥水里泡了半宿，总算把潮水挡了回去。等退回到岸上，一个个都成了泥人，军装糊满了泥，脸上也都是泥点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笑了。累是真累。可看着那一块块整整齐齐的稻田，看着秧苗从嫩绿变成深绿，从矮矮的一截长到齐腰高，再到抽穗、扬花、灌浆，一天一个样子，心里的那份充实，是什么都换不来的。800亩稻田，像一块巨大的绿毯铺在金口的土地上。风一吹，稻浪翻滚，沙沙作响，那声音听久了，比大学里的课堂读书声还要动人。
我是学中文的，读过辛弃疾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词句，从前只当是课本上的句子。直到那个夏天的夜晚，我查岗走过田埂，晚风裹挟着浓郁的稻花香扑面而来，田埂边蛙声连成一片，月亮挂在天上，稻田银晃晃地铺向远处，那一刻才真正懂了那句词里的意境。书本上的文字，只有踩进泥土里，才会活过来。
（五）
体力劳动是枯燥的，也是累人的。天天重复同样的活计，战士们难免有疲倦、有情绪、有思想波动。我是排长，也是农场的政工骨干。怎么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位，做到战士心里去，而不是空泛地讲大道理，是我那段时间一直在琢磨的事。
农忙没有节假日，就借雨天做文章。下雨天，田里的活干不了，正好是开展学习和思想工作的好时候。但我不想搞成干巴巴的政治学习，大家累了那么久，坐下来听人念稿子，越听越困，效果也好不了。上级布置的教育内容，每次都是农场指导员负责讲“大课”，我负责组织讨论“消化”。
雨天的学习室里，时常成了战士们的“聊天日”、“故事会”。我经常带头或最后一个讲，讲什么呢？讲长征路上的故事，讲红军过草地吃皮带的艰苦，讲上甘岭坑道里的战士们怎么在缺粮缺水的情况下守住阵地，讲1949年解放青岛、即墨及长山列岛我军以弱胜强的战役——这些不是凭空编的，是我从书本上、从老首长那里听来的，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故事。讲着讲着，战士们就听进去了，原本坐得东倒西歪的，渐渐都坐直了，眼睛亮晶晶的。
我也讲文学。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保尔·柯察金的故事，讲《林海雪原》里剿匪的传奇，讲《谁是最可爱的人》，讲《铁道游击队》《苦菜花》中的英雄人物；也讲鲁迅《狂人日记》中的“吃人”礼教、《阿Q正传》中“精神胜利法”的国民劣根性形象、《祝福》中祥林嫂的悲惨命运；还讲了战国中期发生在当地的“千头火牛夜破燕军大营，田单用离间计创造奇迹”的“即墨之战”，等等。我把中文系学到的东西，用战士听得懂的语言讲出来，不端架子，不掉书袋，就像拉家常一样。
讲完了还组织讨论。大家说，咱们现在种水稻虽然苦点、累点，但跟长征比，跟上甘岭比？那不叫苦和累！咱们守着金口这800亩地，种出来的是粮食，养的是部队，保的是海防，意义不一样。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
除了聊天、讲故事，还搞文体活动。下雨天组织唱歌、拉歌、猜谜语、办墙报。战士们有会吹口琴的，有会说山东快书的，都拉出来露一手。学习室里热热闹闹的，笑声、歌声混在一起，白天劳动的疲倦，就这么消散了大半。
那段时间，我跟战士们的感情越来越深。不光是劳动中的战友，更是思想上能说到一块儿去的兄弟。谁家里来信了、谁跟对象闹别扭了、谁对工作安排有想法，都愿意跟我念叨念叨。我这个排长，不只是管他们干活的，更是他们信得过的老大哥。
（六）
金口的日子，不只有稻田。
农场的营地就与福利院在一条街上，有的还在一个大院子里。福利院住的大都是残疾人、孤寡老人，有的还是在朝鲜战场上伤残的“荣誉军人”。我们农闲的时候，就组织战士们去福利院帮忙，打扫院子、给他们理发，能干什么干什么。他们见了我们就高兴，拉着战士的手问长问短，那种情分，是实打实的。
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得清楚。那是一个雨天，雨下得特别大，大水顺着沟渠往下冲，河水涨得很快。我们穿着雨衣收工走在一座石桥上，看到很多人对着河水大喊“救人”，有的见证说“一个女的跳河了”。眼看着落水者被大水冲走，却没有一个敢下水救人的。我组织了几个水性好且会潜水的战士，一个个轮换下水救人，可下去四五个人都找不到落水者，估计冲到下游去了，连忙组织人到一公里外的下游打捞落水者，终于在一个深水拐弯处，将落水女青年打捞上来。经医生检查鉴定，落水青年已没有了生命体征。经了解，这位女青年因婆媳矛盾一时想不开，便跳河自尽。
后来，镇政府和跳河女青年家庭及当地老百姓，专门敲锣打鼓地给我们送来了锦旗和表扬信。表扬信是用毛笔写的，工工整整，念的时候，战士们都站得笔直，脸上透着光。那天，我站在队伍前面，看着那面锦旗，心里生出很多感慨：我们穿着这身军装，守的是什么？是水库，是稻田，更是老百姓的平安。种水稻是职责，救群众是责任，更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人民子弟兵这五个字，分量重千斤。
（七）
白天在田里干一天活，累得骨头都快散架了，晚上躺到床上，沾枕头就能睡着。可我睡不着。不是不困，是心里有东西放不下，也有东西往上涌。我手里这支笔，放下太久了。白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战士们一张张晒得黝黑的脸，稻田里一天天长高的稻穗，与福利院残疾者朝夕相处的日子，战海潮那激动人心的夜晚，救人心跳加速的那一刻，接到锦旗时的那份荣耀……这些东西在心里攒着，攒多了，就想写出来。
农场条件差，宿舍里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晚上熄灯哨一吹，就得关灯。我就准备了个手电筒，躲在被窝里写。写的是我们农场的兵，写他们的故事，写他们的苦与乐、汗与泪。人物原型就是我排里的战士，四班长的聪慧、有创新精神，五班长的耿直、有血性，六班长的宽厚、爱兵如兄，还有那个爱说笑话的城市兵、还有那个在农村老家蜜月未过完就入伍的老战士……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从笔尖流淌出来。写着写着，就忘了时间，手电筒的光从被窝缝里透出去，起夜的战士路过，知道是我在写东西，脚步就放轻了，悄悄走过去。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些深夜里的文字，这些在稻田边积累的思考，会在后来的某一天，成为我人生另一段路的铺垫。
稻子在长，我也在长。800亩稻田从青绿变成金黄的时候，警备区政治部派人来了。来的是政治部和组织处的领导，找我谈话，找战士们谈话，找农场的领导谈话，还看了我未写完的“作品”。
没过多久，调令下来了：调警备区政治部组织处工作。
接到调令的那天，我站在田埂上，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金色稻田，风一吹，稻浪翻滚，沉甸甸的稻穗低着头，香气漫了满脸。800亩水稻，大丰收，产量创了历年最高。团里表扬，农场高兴，战士们也欢欣鼓舞。而我，这个当初连秧苗都认不清的书生排长，也要离开这片土地了。
（八）
离开金口的那天，还是那辆卡车，还是50多公里的路。来金口的时候是春天，走的时候是深秋；来的时候秧苗还未插下去，走的时候稻子已经收了。
战士们送我到卡车边，一个个眼圈红红的。三个班长握着我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最后只说了一句：排长，常回来看看。我点点头，喉咙也发紧。
290多个日夜，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这一年在我身上刻下的印记，比之前任何一年都深。我是从初中校门走进军营门、从营房门走进大学门的兵。作为工农兵学员，书读了一些，理论学了一些，笔记记了好几本，但真正的基层、真正的士兵、真正的泥土味，是金口这一年给我的。
这一年，我学会了种水稻。从一个分不清稗草和禾苗的门外汉，变成了能领着全排种出800亩高产稻田的内行。双手磨出了茧，皮肤晒得黝黑，腿上被蚂蟥咬过的疤痕至今还在。
这一年，我学会了带兵。知道了带兵不是靠“官”样、不是靠嗓门，而是靠身先士卒、靠以心换心。你跟战士一块儿滚泥水里，战士就跟你一条心；你把战士的冷暖放在心上，战士就把你当成可以托付的兄长。
这一年，我学会了做思想政治工作。明白了大道理要融进小故事里，空洞的说教不如一次真诚的谈心，雨天的一场故事会、一首歌，往往更能暖到人心窝里。
这一年，我读懂了“人民子弟兵”这五个字的分量。福利院残疾人的笑容、被救青年家庭感激的眼神、老百姓送来的那面锦旗，都在告诉我——军装穿在身上，责任就扛在肩上。
更重要的是，这一年让我沉下了心。读书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眼高手低、浮在上面，而金口的泥水把我扎扎实实泡了一遍，让我懂得了什么叫脚踏实地，什么叫从基层做起，什么叫一步一个脚印。
后来的军旅岁月里，我在组织处工作，后来又到了别的岗位，职务一步步提升，遇到的事情也越来越复杂。可每当遇到难处、遇到困惑的时候，我总会想起金口那片稻田。
（九）
如今，我已退休多年。头发白了，腿脚也不如从前利索了。可记忆里的那片稻田，永远是金黄的、饱满的、香气扑鼻的。金口的风、金口的雨、金口的海潮声，还有那些跟我一块儿在泥水里滚过的年轻战士的脸，都清清楚楚，仿佛就在昨天。
稻香飘了51年，还在飘。有时候我会想，等哪天走不动了，闭上眼睛，我大概还能闻到那股味道——金口的稻香，混着海风的咸，混着泥土的腥，混着年轻的汗水味，混着一个书生排长初出茅庐的忐忑与坚定。
人们常说，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很重要。扣对了，后面的路就走得正、走得稳。我的军旅生涯，第一粒扣子不是在大学课堂上扣上的，不是在机关办公室里扣上的，而是在金口镇那片稻田里，踩着泥水、顶着烈日、就着海风和稻香，一粒一粒认认真真扣上的。那是我这一生，扣得最紧、最正、最扎实的一粒扣子。
（作者：齐鲁文化、“两河”文化、兵学文化研究学者）
2026年7月21日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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