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省水利厅和山东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的见学调研组，一行7人，沿运河山东段自北向南，从泰安来到济宁，实施以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为主题的“好运山东”见学和调研活动。
济宁是著名的“孔孟之乡”、“运河之都”。京杭大运河纵贯济宁全境，由北向南先后流经梁山县、汶上县、嘉祥县、任城区、经开区、太白湖新区、鱼台县、微山县共8个县区，全长约230公里，是京杭运河的中枢河段。元、明、清三代均在济宁设督理运河河务的高官和最高漕河管理机构“运河总督河院署”，历史上济宁“公署特多于他郡”，有“七十二衙门”之称。运河济宁段现有运河相关文化遗产点80多处。见学调研组无法一一关顾，在济宁运河文化研究会领导同志和市水利部门同志的引领下，见学调研了10多处遗产点，并在济宁召开了“会通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座谈会”。
老运河古闸
2025年12月3日，见学调研组先后来到京杭大运河梁山段开河闸、袁口闸、靳口闸和“大元新开会通河记”碑刻等遗址，运河任城段通济闸遗址，运河微山段枣林闸、通惠闸遗址等。
开河闸遗址，位于梁山县韩垓镇开河村。史料记载，元朝至元二十年（1283年）开挖了从济宁向北经开河、袁口向西北至须城安民山（今小安山）的运河——济州河，长约150里，鉴于“开河”地界为“首开”，便将此地取名为“开河村”。开河闸系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建，明洪武二年（1369年）重修。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决原武黑洋山”，洪水将闸淤废。明永乐九年（1411年）再次重修。开河闸为济宁境内最早的运河闸口，其遗址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开河村运河河道旁，为明万历年间开河闸建设时的记事碑，是开河闸建设的重要见证，现场看到的碑体大部分被掩埋，保留地上的部分碑体高约60厘米；河道呈半干涸状态。
开河闸遗址
袁口闸遗址，位于梁山县韩岗镇袁口村。据袁口村内古碑记载：明永乐九年（1411年），工部尚书宋礼奉命疏浚济宁至临清元代运河，负责袁口这一段的官员叫袁升，袁升为方便百姓在河上设置渡口，故取村名为袁口。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汶上县志》载，正德元年（1506年）工部郎中商良辅受命在袁口建节制闸后，“设闸官一员、闸夫30名”，足以证明袁口闸的重要性。现该闸遗迹已被掩埋，闸口河道凹陷处栽了树，变成了小树林。树林旁堆放着拆除闸口时的古石料，这也许是袁口闸的原真性遗迹吧。
袁口闸遗址
靳口闸遗址，位于梁山县馆驿镇靳口村。靳口闸为明嘉靖四年（1525年）建，担负着运河靳口段上下游水位调节和船只的过往任务。靳口段废弃后，整个靳口河段逐渐干涸，但靳口闸北部的闸坑始终泉水汩汩，不论春夏秋冬、暑寒交替都未曾干枯。调研组在遗址处看到：靳口闸基尚存，基石可见，河道遗迹明显，闸坑泉水仍存。
靳口闸遗址
“大元新开会通河记”碑刻遗址，位于梁山县梁山街道前码头村，为元代开凿会通河时的记事碑。该碑系龙头龟座，碑额刻篆书“大元新开会通河记”，碑文共28行，满行71字，该碑通高5米有余，碑身高2.68米。碑身立于地下3米处，碑头散落在碑身前地下2米处，碑座已淤地下。据碑文所记，该碑立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冬十一月，距今已736年。该碑系翰林院直学士承直郎杨文郁撰文，少中大夫礼部尚书张孔孙书丹，奉政大夫兵部郎中李处巽撰额。该碑的发现，是元朝大运河途径梁山县的物证，对于研究京杭运河的历史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具有重要意义。2003年6月，梁山县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调研组一行在现场看到：该碑半截埋入地下，孤零零地裸露在一处田地里。
被埋入原址的〝大元新开会通河记”碑刻
通济闸遗址，通济闸又称火头湾闸，位于任城区安居街道火头湾村。为明清会通河上重要船闸。始建于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清光绪年维修，民国六年再次维修。据民国十五年（1926年）编修的《济宁县志》记载：“通济桥，金门宽二丈，高二丈四尺”。通济闸遗址现存建筑为单孔石拱桥。2013年，通济闸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见学调研组一行到现场时，附近村里一位名叫丁万诗的73岁老者，主动讲解他与村民们保护遗迹、集资捐赠建设“通济闸火头湾”碑刻的情况，抒发当年通济闸周边帆樯云聚、人迹星罗、商贾云集等热闹场景的感慨，他说，当地村民流传这样的俗语：“上十三、下十三，中间夹着火头湾”，道出了该闸和河道的重要性。
通济闸遗址
火头湾村老者解说保护遗产
枣林闸遗址，位于微山县鲁桥镇枣林村，是京杭运河济州河段的重要水利设施。始建于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历史上长期作为漕运通航的关键节点。该遗址初建为木闸，后于元延佑五年（1318年）改建为石闸，明清时期多次重修。枣林闸遗址是微山古船闸的核心组成部分，该遗存由仲浅闸、师庄闸和枣林闸三部分构成。2013年被列为山东省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调研组在现场看到了由闸改建的桥。闸有东、西两座八字形闸台，运河水面以上可见部分条石砌筑的由身、雁翅接入河堤。该闸保存了明、清时期中国水利工程建造技术的信息，凝聚了古代先民的智慧，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栆林闸遗址
通惠闸遗址，位于微山县昭阳街道三孔桥东村。清末，由于泇河受薛沙河携带泥沙的淤阻，清政府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开始，自夏镇三孔桥东向南过南庄转向东到郗山开挖通惠新河，在郗山入泇河，宣统元年（1909年）挖成，并在三孔桥东和南庄各建一座节制闸，分别称通惠上、下闸。该闸于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调研组来到通惠闸遗址时已夕阳西下，但能够看出经过整修的闸口、河道和岸边周围环境宜人。
通惠闸遗址
上述这些老运河古闸（碑刻）遗址，它们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在快速现代化过程中对运河文化根脉的认知与抉择。它启示我们：保护运河文化遗产并非怀旧，而是通过理解过去的智慧，塑造更具韧性与认同感的未来。真正的传承，是让遗产在时间之河中继续流淌——不仅是水的流动，更是文明生命力的延续。每一个行将消失的运河遗产，都在呼唤一种更具整体性、创新性与人文温度的保护哲学。它告诫我们：要看到运河文化遗产的脆弱性，即使如运河河道和坚固的水工设施，在自然力与人类活动面前依然可能迅速消亡；要懂得保护运河文化的本质是文化自觉，只有社会普遍意识到“遗产是未来的资源”，而非“过去的包袱”，保护才能真正有效；明白可持续的利用才是最好的保护，让运河文化遗产融入当代生活，赋予其符合时代精神的功能与意义，才能使其免于被遗忘或破坏。
同时，也要弄清楚文化遗产尤其是脆弱性物质遗产的“生命周期”。遗产并非永恒不变，其“消失”也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老运河的河道、闸口、码头等遗产，多为砖石土木结构，在数百年自然侵蚀（洪水、泥沙淤积）和人为活动（农耕、建设、取土）下极易损坏。保护的意义不仅在于保存实体，更在于记录与诠释其变迁，思考人类如何与历史痕迹共存。济宁市编印的《大运河（济宁段）文物保护导则》，将运河济宁段80多处的文化遗产分门别类为“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未定级一般不可移动文物”，一处一处地对遗产进行勘探与详细记录，多数还用卫星图像定位标记，注明保护责任单位，加之在遗产现场进行标识等，这就使得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更具有透明度和永久性。
会通河新生
调研组此次在济宁见学、调研的重点有二：一是会通河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情况，一是会通河在黄河以南的通航及调水、排涝、防洪、灌溉、生态等情况。在此召开座谈会，亦是重在研讨这两个问题。
中办国办印发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在附件2“大运河河道各段功能定位表”中明确会通河的功能定位是：“小汶河段主要功能为输水、灌溉排涝及生态景观。柳长河、梁济运河以调水、排涝为主，兼顾东平湖退水、航运、生态景观、灌溉等功能。南四湖上级湖段以防洪、调水为主，南四湖下级湖湖东航道以湖区行洪、调水为主，南四湖下级湖湖西航道和不牢河以防洪、调水为主，上述河段同时兼顾排涝、航运、生态景观功能。”通过看、听、问等方式进行学习考察和调查研究，包括听取座谈会上的意见，调研组一致认为，文件中为会通河规定的功能定位，目前都得到了较好实现和落实。
在此过程中，见学调研组一行进一步认识到会通河的历史地位及演变：会通河是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咽喉”，北接临清，南连济宁，沟通汶河与卫河，使运河得以跨越山东地垒，实现南北直航。它代表了元明时期中国内河航运工程的巅峰，也是济宁成为“运河之都”的基石。由于明清后期黄河改道、水源短缺、战乱等因素，会通河逐渐淤废，至清末基本丧失航运功能。1855年后，会通河北段被黄河截断，形成“黄运分离”格局。
梁济运河开挖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原为黄河以南、南四湖以北的排洪河道，后逐步改造为兼具航运功能的区域性水道。它北起梁山县国那里（东平湖出口），南至济宁李集入南四湖。1980年代后，通过疏浚、筑堤、建闸，梁济运河被纳入京杭运河续建工程，成为山东“一纵三横”内河航道网的关键段落，可通航500——2000吨级船舶。柳长河原是济宁以北的排水河道，现作为梁济运河向西北延伸的航运通道，经梁山县贯通至东平湖。柳长河至东平湖段，使运河船舶经东平湖调蓄后，通过引黄济青、南水北调等工程补充水源。
梁济运河至柳长河体系，替代了会通河“沟通黄河南北、连接华北与江淮”的核心功能，成为现代京杭运河山东段的骨干航道。实际上也是会通河的另一条新河，或称为“会通新河”。此河道位置相对会通河西移，更顺应现代地形与水系格局；通过船闸群（长沟、邓楼、郭楼等）、调水工程（南水北调东线）、智能化航道，解决了会通河无法克服的水源与水位落差问题。经过整治，很可能在不久的未来，通过八里湾船闸（东平湖——黄河）、郭楼船闸（梁济运河——南四湖），船舶可实现“黄河——东平湖——梁济运河——南四湖——长江”的全程通航，形成“一轴四连通”的现代水运网，突破会通河“黄运分离”的桎梏。这条航道已初显经济效益，济宁港借梁济运河通航崛起为北方最大内河港口，吞吐量逐年上升，煤炭、建材、集装箱运输成本降低30%以上。
梁济运河至柳长河的通航，并非对会通河的简单修复，而是基于现代工程技术、水文条件和交通需求的系统性再造。它继承了古运河的“沟通意志”，但以全新形态适应了工业化、城市化的需要。至此，也显示出“新河”与“旧河”的共生关系。会通河的部分段落可作为文化遗产保留，发展旅游与文化展示功能；梁济运河至柳长河作为“会通新河”则承担航运主干道职能，形成“文化运河”与“经济运河”并行的格局。会通河（含所谓“会通新河”），作为一条河的“双重身份”，既是对会通河历史功能的创造性转化，也是人类水利工程智慧的突破。将“梁济运河至柳长河”称之为“会通新河”，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一种持续千年的“沟通哲学”的延续。运河济宁段的通航，正是这种哲学在当代的生动实践。
济宁运河文化研究会领导同志讲解规划老城区运河旅游线路
在座谈会上，大家谈到，大运河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开挖邗沟的早期运河，到隋唐运河，到截弯取直的京杭运河，再到“黄运分离”的运河，从济州河到会通河等，都是在变化，今天一条会通河两种身份的变化，也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说到对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大家认为，会通河和梁济运河、柳长河（或称之“会通新河”）的同时存在，恰恰体现了会通河这个文化遗产正是“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在创造中转化，在创新中发展”。
南旺枢纽保护
见学调研组一行来到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公园位于济宁市汶上县南旺镇，是以运河枢纽水利工程这一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的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公园以汶运交汇口和南旺分水龙王庙为核心，北至十里闸，南至柳林闸，东至徐建口斗门。包括6处世界文化遗产点和会通河南旺枢纽段、小汶河段2处世界文化遗产河段的部分河道遗产。南旺枢纽是明永乐九年（1411年）修建的水利工程。主要由戴村坝、引水河（小汶河）、南旺水柜（南旺湖、马踏湖、蜀山湖等）、分水口、节制闸群（柳林闸、十里闸、寺前铺闸）等组成。看过遗址现场，来到南旺枢纽博物馆。这是以运河分水为主题，集收藏、研究、展览、展示于一体的现代化展馆。除展出一些重要文物和图片外，还能够通过多媒体、三维动画等多种高科技手段，充分运用声光电等现代科技，融合运河历史文化，将南旺运河历史和运河文化生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南旺枢纽遗址
调研组多数同志不止一次来过该遗址公园，这次来似乎有着更高的期望值。因为此前刚到过戴村坝遗址，在此想探讨论证一下将南旺枢纽与戴村坝遗产保护利用相结合，并通过小汶河补水实现“动态性利用、活态性保护”的构想。
大家感到，这一构想思路不仅符合文化遗产保护中“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更是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与“水利遗产系统性保护”理念的深刻践行。此构想的核心，是将戴村坝这一“引汶济运”的源头工程、小汶河这一连接戴村坝与南旺的输水动脉、南旺枢纽这一实现“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分水工程，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保护利用。这其中的文化价值（打造世界级水利工程遗产展示范例）、生态价值（修复水脉，串联起戴村坝、小汶河、南旺湖等，形成绿色生态廊道）、科技价值（水工技术含量与都江堰工程齐名）社会与经济价值（实施旅游升级、水利主题研学、带动沿线乡村振兴），会随着时间和实践的推移越发得到显现。当然，也会涉及到顶层设计规划、关键技术论证、跨区域协调机制，以及水资源调配、遗址红线保护、资金投入等一系列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无论怎样，只要方向正确，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坚信，将戴村坝、小汶河、南旺枢纽作为一体化、活态化的水利遗产系统进行保护利用，是一个具有创新性和远见的想法。它超越了单一遗址的静态保护，通过“以水为脉”，让伟大的古代工程重新“呼吸”和“运作”，不仅是对文化遗产保护方式的升级，更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彰显中华文明永续发展智慧的有力举措。只要通过科学规划、审慎实施和协同管理，这一构想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水利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见学调研组从微山县鲁桥镇枣林闸遗址沿着国道、高速公路到达南四湖二级坝。该坝位于微山县欢城镇土楼村西，以拦湖大坝为基础，横跨南四湖湖腰，把南四湖分成上级湖和下级湖。东起常口湖东大堤，西至东丁官屯村南顺堤河东堤，全长7360米。该工程建于1958年，历时17年建成。2004年3月开工新建二级坝东线船闸，2006年兴建南水北调第10级泵站。该坝是一座集节制闸、船闸、发电、防洪于一体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工程。调研组现场看到，在碧波荡漾的南四湖中耸立着气势雄伟、横跨湖面的二级坝，实在令人振奋。在询问中了解到：二级坝船闸是京杭大运河穿越南四湖的必经通道，连接山东、江苏两省水运干线。船舶通过二级坝船闸实现上下级湖之间的通行，是运河中段（济宁至徐州）的咽喉要道。南四湖流域降水季节差异大，水位波动显著。二级坝通过节制闸，维持航道最小通航水深（通常需要保持3.5米以上），避免因干旱或洪水导致断航。随着京杭大运河“二级航道”建设推进（可通航2000吨级船舶），二级坝船闸的扩容和改造成为提升全线通航效率的关键环节。近年已完成扩建，通航能力大幅提升，缩短了船舶过闸时间。目前，二级坝泵站成为南水北调工程调水的关键节点；从2010年起实施“生态放水”，修复湖面湿地；坝区结合微山湖旅游，实施景观化管理。
南四湖二级坝
看了二级坝工程设施廊道展示的该坝前世今生的图片和简介，深感南四湖二级坝是一部浓缩的“中国治水史”，它诞生于淮河治理的迫切需要，成长于计划经济的集体力量，困境于地域博弈与生态约束，又转型于国家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时代。其未来仍将面临气候变化、水质保护、航运升级等挑战，成为观察中国水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窗口。
老城区古运河的春天
见学调研组在济宁期间，济宁运河文化研究会主要领导同志，向调研组介绍了他们近期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向市委市政府呈送的《关于打造主城区运河之都品牌的调研报告》，并得到市委主要领导同志的肯定性批示。这个报告在全面、科学分析“打造运河之都、持续擦亮运河之都品牌，既有诸多优势，又有短板不足”的同时，提出精心打造世界文化名城的“底板”和经典旅游线路的思路及方案。
总体思路是，要按照世界文化旅游名城的标准，打造济宁主城区中老城区核心区，朝着文化——空间——人于一体的文化旅游名城目标迈进。指出主城区老城区是由老运河、洸河、府河、越河围合起来的区域，是运河文化的“底板”。清晰规划出以老城区“五河”为重点，进行新建、改建、扩建，形成济宁主城区老城区——老运河——太白湖核心轴的态势。
具体为陆上两个方案、水上“大中小”三个方案：
在陆上，一是任城区围绕沿竹竿巷、太白楼、铁塔寺、河道总督署遗址公园等10多个节点打造。二是太白楼区围绕沿文化“四馆”、太白湖、济州老街等节点打造。
在水上，大环线方案，即沿主城区老运河、太白湖、梁济运河等约27公里的旅游线路。中环线方案，即老运河、越河等约7公里的旅游线路。小方案，即老运河会通桥、任城河、古南驰等约2公里的旅游线路。
说实在的，作为济宁人，看到这样的规划和方案，且得到了本地党政机关认可，非常振奋。这远不止是增加几条旅游线路那么简单。其背后蕴含着从城市品牌升级到文旅深度融合的深刻战略转变。从当前看，这意味着让运河文化“活”起来，从单一景点扩展到水陆立体网络，将静态历史转化为动态、可体验的生活方式；让游客体验“深”下去，通过线路设计，引导游客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文化沉浸和互动参与；让城市品牌“立”起来，整合运河、儒家等多元文化，将“运河之都”从一个历史称谓，打造成可感、可知、可游的现代城市名片。从长远看，这些举措意义深远。在经济层面，旅游线路将分散的景点串联成链，能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拉动整体消费，形成“港口、物流、文旅”联动的经济新生态。在文化层面，这是对运河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旅游体验，让古老的运河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实现真正“活态”传承。在城市层面，最终目标为提升济宁作为“运河之都”在国内外的文化识别度和城市影响力，使其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独具魅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总之，新旅游线路的推出，标志着济宁运河故事正在走向“运河之都”的系统塑造。它邀请每一位游客，从水道和陆路，共同阅读这部流动的史诗，共享济宁老城区古运河的春天。
（作者：齐鲁文化、“两河”文化、兵学文化研究学者）
2025年12月15日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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