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省水利厅和山东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的见学调研组，一行7人，沿运河山东段自北向南，从聊城来到泰安，实施以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为主题的“好运山东”见学和调研活动。
现存的京杭运河泰安段，自泰安市东平县新湖乡小河涯村入境，流经新湖镇、商老庄乡、戴庙镇，至戴庙镇十里堡出境，全长34公里。虽不及京杭运河（全长1784公里）的2%，但是在京杭大运河的通航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与都江堰齐名、有“运河之心”称誉、入选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位于东平县大汶河与大清河分界点上的戴村坝，更是声名鹊起。京杭运河泰安（东平）段始于元代。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开凿了南起任城（今济宁市任城区），北至须城县（今东平县）安民山长130余里的济州河（后称会通河）；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完成了安民山至临清长250余里的会通河。自元代运河开凿，从东平县新湖乡小河涯村入境，沿东平县与梁山县界北趋，跨越的东平境内水系有东平湖、大清河、小清河、大汶河、汇河等。
戴村坝
古安山闸与东平湖
2025年12月1日，见学调研组沿着东平湖大堤来到大安山村的安山闸遗址。东平湖经过治理后，湖水清澈见底，水质常年达三类标准以上，站在大堤上眺望，碧蓝的湖面让人心旷神怡。古安山闸位于东平县运河古镇大安山，东平湖南堤北侧、潘孟于村南。据历史记载，安山闸始建于明代，清代光绪五年（1879年）《东平州志》载：“安山闸，在州西十二里，靳家口闸北三十里，明成化十八年建，西邻安山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增修该桥时在原桥基础上将桥面增高加宽成为石桥。由于在东平湖内，现仅能看到原闸身上闸槽、凸石等一部分。闸南连接东西向东平湖南堤，堤南为大安山村，桥北连接潘孟于村。现在只能看到不足300米的老运河河道，河内停满了小船。今安山闸成了“安山桥”，起不到闸口作用。但“中国大运河遗产点·安山闸”和“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平安山闸”两块碑刻，仍在“安山桥”一侧矗立着。
作为运河闸口，古安山闸曾是调节水位、保障漕运畅通的关键节点，承载着明清时期大运河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记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运河工程智慧、人与自然互动方式的活态教材。古安山闸其留存的实体遗迹，是古代水利工程技术、漕运管理制度和地域建筑风格的直接见证。这种“原物存留”是文化遗产原真性的核心，让当代人能够触摸到历史的真实痕迹。闸址与东平湖的地理关联，反映了历史上运河与湖泊水利系统的协同关系，也记录了沿岸聚落、商业、民俗等文化生态的原生形态。在东平湖区域的文化旅游、生态教育中，古安山闸不再仅仅是历史遗迹，更成为讲述运河故事、传播生态文明理念的符号。
安山闸址作为地理坐标，将运河文化与东平湖生态景观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自然与人文共生、历史与当代共存的特殊场域。这种融合本身即是一种创造性转化。古安山闸如同一座跨时代的桥梁，它的石砌身躯承载着运河历史的重量，而其文化生命却在东平湖的波光与当代人的解读中不断换新。这种原真性与创新性的统一，正是文化遗产在时间长河中保持生命力的奥秘——它不仅是过去的纪念碑，更是面向未来的启示录。
戴村坝的现代展示
离开安山闸，见学调研组来到久负盛名的戴村坝。该坝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至今已600余年，是京杭大运河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要件。登上宽阔的戴村坝，举目远望，长长的大坝若一条巨龙横卧在辽阔的汶河之上。当年它将拦截之水通过小汶河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南旺分水枢纽，实现了水流“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引汶济运”设想，成功解决了京杭大运河“水脊”缺水难题。戴村坝的功能等同于人体的“心脏”，它保证了明清运河500年漕运畅通。近代以来因黄河改道，漕运中断，小汶河于1959年被堵，戴村坝失去了“引汶济运”功能。
戴村坝博物馆白英雕像
历史没有忘记戴村坝，一代代戴村坝人精心呵护着它。2006年，戴村坝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东平县建立戴村坝博物馆；2014年戴村坝入选京杭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2017年，戴村坝入选国家水情教育基地；2023年，戴村坝被确定为首批山东省水利遗产。
见学调研组走进几经改建的戴村坝博物馆，随着讲解员的解说，几乎每个人的感觉都是眼睛一亮，深感震撼，时而拍案叫绝。该馆通过300余件馆藏文物、模型、图片等多种形式，辅以声、光、电现代科技手段，将戴村坝的修建过程、坝体组合、古代科技、水工技术、作用发挥等展示得一清二楚、淋漓尽致。通过解说和画面，我们看到戴村坝分为三部分，从南向北依次为：主石坝、太皇堤和三合土坝。三部分既各自独立，又相辅相成，互为利用，相互保护，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独特布局。从整体上看，既有都江堰的原理借鉴，又有自身的独具匠心。最南端的主石坝呈南北向长443米，自身又分三段，北边一段叫玲珑坝，中间一段叫乱石坝，南边一段叫滚石坝。滚水坝在三坝中最低，它的作用在于汶水开始上涨、小汶河河水位超过安全界后向西漫水，以防小汶河决口。北边的玲珑坝比滚水坝高0.1米，中间的乱石坝又比玲珑坝高0.2米。随着汶水水位的升降，三坝分级漫水，可调蓄河水储量。
从实物展示中又看到，古时候没有钢筋水泥。坝体内采用柏树打桩，用糯米汁和杨树汁搅拌浇筑。大坝为石结构，巨大的石料镶砌精密牢固，石与石之间采用束腰锁扣法，一个个铁扣相连，把整个大坝锁为一体。通过声光电技术，惊喜看到戴村坝的技术有“三绝”：一是在沙滩上用木桩筑坝，技术处理堪称一绝；二是分级漫水，达到排洪防溢，调蓄汶水以济运目的，科学设计又是一绝；三是一坝使运河兴国旺家数百年，功能发挥也是一绝。
戴村坝博物馆展示筑坝场景
从观察戴村坝实体到博物馆体验，深深领略到戴村坝文化“原真性”与“创新性”的统一，这实际上触及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核心命题。这种结合并非简单的“新旧并存”，而是深具文化战略意义的融合。它告诉我们，原真性是大运河的“根”，创新性是让根“生长”的养分。戴村坝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屹立，是不可再生的历史实证。它承载着中国古代水利科技、治水哲学、区域社会协作的记忆。这种实体震撼源于我们与祖先跨越时空的技术对话和精神共鸣，是运河作为活态遗产的“本真性”核心。博物馆的现代声光电展示，本质上是用当代语言翻译古老智慧。它将工程原理、历史场景、文化影响转化为可感知、可互动的叙事，让知识“活起来”。纯原真遗产容易因年代隔阂，让人们停留在“赞叹却难理解”的表面；创新展示拉近认知距离，将坝体的力学结构、分水原理用可视化手段解构，使古代科技变得亲切可感。
戴村坝博物馆展示的当年筑坝的木桩和石料束腰场景
大运河作为线性活态遗产，其保护不应是封闭的。戴村坝的模式表明：创新展示可以提升公众关注，促进保护共识，进而反哺实体保护的社会支持与资源投入。运河文化是流动的、包容的。现代技术本身也是这个时代文化语言的一部分。用创新形式表达原真性遗迹，实质是让古老文化融入现代生活语汇，实现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确保遗迹不被时代边缘化。戴村坝模式对打造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着示范意义。要求人们对大运河文化遗产，坚持原真性保护和创新性阐释的结合，让运河故事可“行走”、可“触摸”。做到既让历史“站稳”，又让文化“走远”。应该说，戴村坝不仅是一座水利工程，更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昭示着：真正的传承，是在敬畏根本的同时，勇敢地用今天的阳光雨露，让古老的种子绽放出属于这个时代的花朵。
堽城坝的前世今生
见学调研组来到堽城坝，正值通红的夕阳照耀在大坝上，更加显示出堽城坝的历史沉重感和时代活力的融合。堽城坝是元代始建的京杭大运河分水枢纽，位于今山东宁阳县东北大汶河与洸水分流处。堽城坝不仅是一座历经700余年的古代水利工程，更是一部浓缩了运河兴衰和功能转型的历史。从元代确保漕运畅通的枢纽，到明代因技术革新而“功成身退”，再到今天作为灌溉水利设施和文化遗产重获新生，它的“前世今生”非常生动。
堽城坝实体
堽城坝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是元代京杭大运河的关键“分水枢纽”。其历史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治水编年史”。它的诞生与演变，紧密服务于运河的生命线。该坝始筑于蒙古宪宗七年（1257年），采用土坝斗门拦截汶水南流入洸河以补给济宁段的运河水源，延佑五年（1318年）改建为石堰。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增建东闸形成双闸控水体系，与兖州金口堰共同构成元代运河“汶泗汇流”水源系统。
堽城坝在明代得到持续改造，明洪武间因黄河决口导致运河淤积，永乐九年（1411年）戴村坝建成便逐渐取代其功能，成化十年（1474年）西移坝址并采用铁栓石砌工艺重建为7级石坝，次年（1475年）引柳泉增补洸水。
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根治水患、兴修水利，1957年至1960年间，政府在古坝的基础上改建为现代化的引汶灌溉工程。古老的工程结构被改造为浆砌料石重力溢流坝，并配备了拦河闸与干渠系统。它的核心作用从服务国家漕运转为灌溉农田。历史没有忘记堽城坝，该坝（闸）遗址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列入山东省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3年入选山东省首批省级水利遗产。
见学调研组一行，站在已接近干涸的河道岸边，在县文物人员的引导下，自西向东隐隐约约看见堽城坝分布着的石堰、斗门、双虹悬门、东大闸等不同时期的遗迹。它似乎在诉说，堽城坝的原真性和传承性，并非指某个单一、完整的古建筑，而体现在其“层累的历史痕迹”；它今天仍是一个在运行的“活态”遗产。
堽城坝的故事说明，运河水利和水工遗产的生命力，在于其功能随时代需求的创造性转化，以及核心智慧跨越时空的延续应用。它的价值不只在保存某一块元代的石料，更在于那持续了700余年的、驯服汶河水、造福于民的实践与精神，至今仍在流淌。堽城坝的前世，是一部中国大运河漕运兴衰史的缩影；而它的今生，则展现了文化遗产如何通过功能转型与创新利用，在现代社会持续焕发生命力。
八里湾船闸
看过运河泰安段的大安山闸、戴村坝、堽城坝这些运河水工遗产，他们都是在会通河淤积、漕运停滞的时代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成为文化遗产的。此时，不禁联想到前面见学调研的东平八里湾船闸。八里湾船闸位于东平湖大安山旅游码头西5公里处，是国家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南四湖至东平段输水与航运结合工程的核心枢纽。该船闸于2011年启动建设，2015年竣工。工程由船闸主体、引航道、导航段、停泊段及配套桥梁组成。按II级船闸标准设计，最大通航能力为2000吨级船舶。兼具调水于航运功能，船闸在2021年应急泄洪中分泄东平湖洪水超1亿立方米。作为京杭运河续建工程（东平湖——济宁段）的关键节点，其建设旨在打通泰安至济宁段航道，形成铁路、公路、水路交通网络。八里湾船闸不仅是京杭运河通航的“关键螺丝钉”，更是国家水网战略中融合航运、调水、生态、经济等多重价值的综合性工程。它的运营标志着大运河从历史符号转变为激活区域发展的动态脉络，成为中国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的缩影。
东平八里湾船闸
应该说，在运河泰安与济宁段，会通河航道的废弃与八里湾船闸的通航，是京杭运河历史变迁中的两个重要转变，共同揭示了运河文化逻辑中的动态适应性与功能转型的核心特征。会通河航道的废弃，表明传统运河技术体系在自然条件与工业革命冲击下的局限性，反映了古代运河“以人力对抗自然”的不可持续性。八里湾船闸的通航，表明依托现代水利工程技术解决了水位落差问题，实现了运河的功能性复兴。意味着当代运河文化已从“自然依赖”转向科技驱动下的再创造，运河功能已扩展为水资源调配、文化遗产保护、旅游开发与生态修复的复合载体。通航不仅是运输的恢复，更是对运河作为活态文化遗产的重新定义。
八里湾船闸航道
八里湾船闸与会通河的对比，使我们看到运河文化的深层逻辑：运河不仅是水利工程，更是不断被重写的历史文本。每个时代的运河都在回应当时的社会需求与技术条件，形成“层累”的文化景观。今天的复兴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在新的文明维度上，将运河重构为连接历史与未来、生态与人文的符号系统。这种逻辑标志着中国从传统农耕文明的水运治理，走向生态文明时代的文化遗产活态利用。
（作者：齐鲁文化、“两河”文化、兵学文化研究学者）
2025年12月9日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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