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禹治水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徐日辉

摘要：大禹治水是中华民族永久的记忆，大禹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千年禹河与公而忘私的精神，更为重要的是禹代舜共主天下，以德治国施政为民融合诸部，在各方认同和支持下区划九州，以国家权力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规范行政范围，真正将共同地域的民众团结起来，并且作为新的政治形态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有效推行立国施政的重要元素。禹画九州堪称是政治地理与经济地理的最佳配伍，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国家观，统一兴邦的民族观。作为多元一体的里程碑，九州从此由广泛的地理概念上升为政权概念和中国的代名词，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意义极为重大。

关键词：大禹；中华民族共同体；九州；融合

作者简介：徐日辉，男，山东莱州人，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旅游文献研究所原所长，主要从事旅游文化、伏羲文化、炎黄文化、大禹文化、《史记》、秦早期历史文化、史前文明以及传统文化等领域的研究。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历史进程考察，大体可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太昊伏羲为标志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开天建基；第二阶段，以黄帝协和万邦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架构；第三阶段，以夏商为国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与发展；第四阶段，以周王朝为特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与完善；第五阶段，秦帝国建立至1949年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与加强；第六阶段，1949年10月1日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新时期。本文主要探讨大禹治水成功定鼎九州，和谐域内规划天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现述略如下。

一、大禹治水是整合多部的国家行为 

大禹治水发生五帝之尧舜时期，距今有4000多年的历史，已经得到自然科学家的证实。专家们提出：“大禹其人及治水都是确实存在的；大禹治水的年代是在4000年前左右；全新世的气候资料表明，大禹治水时期也是中国洪水频发期。”全新世是地质学的观点，是最年轻的地质年代，从距今11500年开始持续至今。全新世是人类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阶段，在此期间世界各地先后进入新石器时代，迈向新的文明历程。

在世界范围内，大洪水的产生都与气候变化和环境改变密切相关，不仅仅只是中国，国外的专家们通过“对世界各地多达500篇全新世相关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他们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至少在北半球，气候系统在4200～4000aB∙P．发生了突变。值得指出的4000aB∙P．前后世界许多地区的古代文明发展进程也发生了巨变。……在我国，中原周围地区龙山时代新石器文化在4000aB∙P．前后的衰落也被认为与这次气候事件有关。因此认为，我国气候系统在4200～4000aB∙P．发生突变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全球性的一次气候突变事件在中国的反映。夏朝前夕异常洪水事件发生在这次全球性的气候异常期之中，二者在发生时间上的一致性可能并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其中可能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自然灾害不是人类所能控制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在于如何在灾难面前保护自己化险为夷，尽量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进而利用抗灾救灾的机遇，另辟蹊径开拓发展，大禹治水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的范例。

大禹治水是真实事件，而且是国家行为。《孟子·滕文公》记载：“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定所，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仔细研读孟子的讲述，初看似乎有夸张之嫌，若考察商朝以来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洪水灾情，方能领悟到孟子所言并非肆意夸大夺人眼球，实际状况恐怕远不止此。《尚书·尧典》记载：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於！鲧哉。”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 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弗成。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尽管成书的年代没有定论，但是作为“远古的素材”，周朝的官方文件及传承有序为学界所公认。从文献传承的角度考察，与《尚书》最接近的《诗经》。《诗经》同样保留了部分尧舜禹时期大洪水的记录，其《长发》曰：“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有关方面专家的研究表明：“在距今6000-4000年前，世界各地的海平面已经超出现在的海平面2-5米，我国渤海地区的海平面也表现出同样的现象。”传世文献的表述，大体上印证了自然科学家们的研究结论。最典型的案例是当时尧都平阳也遭受到大洪水的侵害，严重的态势，不得不引起尧与四岳等人的高度重视，这是考古学给出的结论。

平阳，即今山西南部襄汾县陶寺村南一带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1978年开始到2022年1月，经过几十年的工作终于使尧都展示在世人面前。“陶寺中期城址呈圆角长方形，东西长1800米，南北宽1500米，中期城址总面积为280万平方米，其中南部中期小城10万平方米。……宫城内大小夯土基址十余座，最大的是IFJT3, 面积约8000余平方米，小型基址在2000-3000平方米左右。”陶寺城址是目前中原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和等级最高的都城，包括最早的宫城。所以有专家提出：“古代文献记载和考古学发现与研究两方面的证据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现象：即尧舜时期的陶寺文明是中国王国文明的开端，是最早的‘中国文明’，即‘最初的中国’。”对此，尧都的发掘者何驽先生通过所掌握的考古资料，经过分析后提出：“不难看出，陶寺文化在上述制度建设的集成与创新中形成的比较系统的制度文明，全方位地奠定了后世中国历代王朝的制度建设基础，并形成了一些中国文明当中制度文明传承的稳定基因。由此，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陶寺文化对中国文明主脉的贡献，在制度建设层面上集成创新的贡献是巨大而深远的，更加证明陶寺文化是中华文明主脉核心形成的起点。”不过，若说陶寺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脉核心形成的起点，其中相当重要的内容便是大禹治水。因为考古发现在这一时期的“山西襄汾陶寺、河南辉县孟庄等龙山时代后期的城址中，相继发现洪水泛滥遗留下来的痕迹。有迹象表明，这些遗址的废弃可能与洪水的泛滥有关。”考古发现证明尧都时期已然是“最初的中国”，那么，大禹治水作为国家行为当无可非议。

从年代上讲“陶寺遗址早期至中期碳十四测定的年代大致为公元前2300～前2000 年或公元前2400～前2100 年，这一数据大体与尧舜时的年代范围是一致的。所以，陶寺遗址早、中期的年代范围与尧舜时代大体是吻合的。”此结论可对应历史文献中大洪水对社会危害的记载。依据自然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与出土文献记载的比对，毋庸置疑，当年大禹治水的成功与否确实关系着民族共同体的生死存亡，符合各方各部的共同利益。

考古学提供是信息告诉我们，尧只能动员当时国家能力范围内的所有力量，交由大禹领导，实施治水工程。作为国家工程的领导者和具体执行者，大禹治水势必要团结所有可以联合的力量，投入到治水工程当中，否则单凭大禹一族之力是无法完成的。不同部族联合治水过程的本身，正是加速相互之间的融合与凝聚共同体构建的过程。大禹率领各方各部，在以国家工程的感召下，以身作则公而忘私，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团结一心历经十三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大获成功。

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平覆4000多年前大洪水的侵害，第一次促成各方各部的团结与融合，在共同利益面前集聚力量抗击洪水，为国家治水工程的胜利完工创造了必备的先决条件，同样，也是第一次彰显出国家行为的战略意义。大禹治水主力以本部族为基础，联系各部协调各方，建立治水联盟。事实上，当年大规模的治水工程，无论是堵还是疏，都会涉及到其他人的利益，这是无法避免的实际状况，而处理相互之间由利益产生的利害关系，在特定的区块内和时间段，其麻烦程度甚至超过治水工程的本身。

我们之所以提出尧舜时期国家治水工程是民族凝聚的粘合剂，核心就在于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万众一心共同抗洪救灾。大禹治水的成功固然有个人的因素，更重要的是领导之间分工的团队合作。《尚书·臯陶谟》记载:“禹曰：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以决九州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鲜食。”益，即伯益、伯夷。“鲜食”，孔安国传曰：“鸟兽斩杀曰鲜。”司马迁说：大禹“与益予众庶稻鲜以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补不足，徙居。众民乃定，万国为治。”足以证明大禹治水成功的背后有着益、稷等部族的全力支持，所以水患平覆之后舜封赐伯益、稷等则顺理成章。不过，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恰恰是大禹协助他父亲鲧治水九年的经历，因此，准确地表述应该是鲧禹治水。

毫无疑问，“鲧禹治水是中国历史上事关民族兴衰的头等大事，父子治水的成功，赢得了天下民众的真正拥戴。所以，四千年来他们的事迹一直广为流传，已经超出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然而，大禹子承父业不是荣光而是赎罪，是在替被舜所殛的父鲧赎罪。所以他忍辱负重兢兢业业，以公而忘私的付出和对人民的贡献才代舜上位，可以说“夏王朝诞生的契机是‘大禹治水’。”反之，如果没有敢于奋斗敢于胜利，敢于与大自然搏斗的豪情壮举，也就没有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质。

二、禹德是实践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核 

大禹治水与中华文明的进程密切相关，并且得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印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证实：“从距今 5300 年前后开始，包括长江、黄河和西辽河流域在内的广大地区，渐次进入文明社会。各地区密切互动，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国交互作用圈’，奠定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基础。”另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定了四个最重要的区域性中心性遗址：浙江良渚遗址、陕西石峁遗址、山西陶寺遗址和河南二里头遗址。”其中，石峁、陶寺、二里头与禹夏密切关联，充分彰显出“多元一体”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和民族共同体发展的主线，而陶寺则是大禹治水的起始点。

五帝末年是中国历史发生巨变的重要的时期，传统的禅让被打破，革故鼎新的夏王朝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大一统的理念路径，禹德便成为架构中最具凝聚力的内核。但是，禹德不是虚无缥缈的虚构，来自于对大禹言行举止的实践检验。面对持续几十年未能平覆的大洪水，大禹在此关键时刻抛弃个人的恩恩怨怨，毅然决然地担负起挽救华夏民族的历史责任，为国尽力为民造福。《史记·夏本纪》描述大禹的工作状态是:“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真实记录了当时大禹使用乘车、船、撬、檋四种交通工具，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山川大地，并且得到不同部族的大力支持。史载：

东至搏山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攒树之所，抿天之山，鸟谷、青丘之乡，黑齿之国；南至交阯、孙樸、续樠之国，丹粟、漆树、沸水、漂漂、九阳之山，羽人、裸民之处，不死之乡；西至三危之国，巫山之下，饮露、吸气之民，积金之山，共肱、一臂、三面之乡；北至人正之国，夏海之穷，衡山之上，犬戎之国，夸父之野，禺疆之所，积水，积石之山。不有懈墮，忧其黔首，颜色黎黑，窍藏不通，步不相过，以求贤人，欲尽地利，至劳也。得陶、化益、真窥、横格、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绩铭乎金石，著于盘盂。

陶（臯陶）、化益（伯益）。从现代地域看，禹东到过大海，西北到过甘青地区的积石山，西南到过巫山，北边到过恒山，南边到过越南。上述记载只是大禹治水工作的一部分，他居外十三年与大众一道共治水同甘苦，三过家门而不入，将自身置之度外的公而忘私精神才是禹德的核心。因此，《尚书·立政》曰：“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说的是周公希望成王遵循大禹之迹，发扬文王、武王的业绩等等，反映出大禹传承实践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周王朝执政的重要指导。

周人非常敬重大禹，周王朝实施的治国理政理念是“德主刑辅”，以《周礼》为代表，推行以宗法制为基础的礼治，其本质是将原来人与人自觉遵守的一些行为加以规范，上升为统治者的意志，并强加于社会，成为社会必须遵守的软制度，以加强社会的凝聚力，构成一个联动的有机体，使其正常有序地运作。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源于周人对大禹德治理念的认同，尤其是对禹德的推崇和发展，并且在出土文献中得到了真实的见证。如遂公盨铭曰：

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迺差地设征，降民监德，迺自作配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贵唯德。民好明德，顾在天下。用厥绍好，益于懿德，康王不懋。孝友，訏明经齐，好祀无废。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釐用考，神復用祓禄，永御于氓。遂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侮。

以上是采用李学勤先生的隶定。李先生认为：“盨铭所以要讲述禹的事迹，是以禹作为君王的典范，说明治民者应该有德于民……‘成父母’就是说禹大功于民，为民之父母，与《五德帝》中禹巡九州，通九道，陂九译，度九山，为神主，为民父母相合。”学习遂公盨铭文，使我们看到大禹以德治国的理念和执政后一心为民的仁德举措，无怪乎成为后世德治的表率。

遂公盨铭之所以影响甚大，关键在于强化大禹以德治国的榜样性和典范意义，重在教化。因为“它主要是讲道德教训，而不是纪念某一具体事件,和铜器铭文是不一样的。”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丰富，与禹德有关的载述已经成为相对完整的实证链条，呈现出数千年来不断传承与发展的轨迹。又如清华简《厚父》曰：

      王若曰：“父！遹闻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乃降之民，建夏邦’。”

还有，郭店楚简《唐虞之道》曰：“禹治水，益治火，后稷治土，足民养生。”2019年5月湖北省随州市枣树林墓地第169号墓出土了一套编钟，称之为嬭加编钟。经过清理发现，嬭加编钟的铭文内容涉及到大禹治水和夏王朝。铭文曰：

      隹（唯）王正月初吉乙亥，曰：白（伯）舌（括）受命，帥禹之堵,有此南洍。

发掘报告认为：“编钟铭文中‘帅禹之堵’中的‘禹’铭，是继传世青铜器‘豳公盨’、‘秦公簋’铭文中之‘禹’，首次在考古出土文献中出现，说明至迟在春秋中期周人已较认同‘禹’及九州的存在，从而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增添了重要的新资料。”关于“堵”，有释为“土”，其中“‘帥禹之土，有此南洍’一句的意思是‘遵循禹巡行划定的土地，掌控这片南方近水的区域’。”程浩先生综合各家意见将铭文宽式释写，现录部分于下：

唯王正月初吉乙亥，曰：“伯括受命，帅禹之绪，有此南洍。余文王之孙子，穆之元子。之邦于曾，余非敢作耻。楚既为代，吾徕匹之。密臧我猷，大命毋改。”

余乳(孺) 小子加嬭曰: “呜呼，共公早陟，余保其疆鄙，行相曾邦，以长辝夏。余典册厥德，殹民之氐巨，攸攸羌羌。余为妇为夫，余灭没下屖(夷) ，恭畏俦公及我大夫，龖龖豫政，作辝邦家。”

铭文中“以长辝夏”之“夏”，即大禹建立的夏王朝。嬭加编钟铭文作为最新考古发现的公布，无疑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大禹治水和代舜建夏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嬭加编钟代表着南方楚文化区对大禹治水的认同和赞美，并与东方和西方浑然一体，弥足珍贵。

至于器主，学界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专家认为：“器主加嬭即随仲嬭加鼎中楚王所嫁之女随仲嬭加，她依靠楚国的支持在丈夫曾侯宝去世后代执国政。编钟铭文所记是楚庄王巡省已归附楚国的曾国，加嬭代表曾国燕享楚王之事。从加嬭在楚庄王面前自称‘孺小子’来看，其人应即庄王之女。如此一来，加嬭媵器随仲嬭加鼎的作器者也宜定为楚庄王。”不过，有专家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此套编钟的作器者为嬭加，全篇以她的口吻来表述。”枣树林墓地第169号墓器主为楚国贵族没有问题，具体确切为哪一位，还需探讨。嬭即芈，楚国王族之姓。《史记·楚世家》曰：

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

芈姓在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如战国末期秦国的宣太后楚人芈月，曾经在秦昭襄王年幼是主持朝政，并且与义渠王相通，“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灭义渠王，解除了秦国北部边疆的安全。

出土文献为研究大禹以德治国提供了新的资料，从齐侯钟、秦公簋开始到遂公盨、芈加编钟和《容成氏》可以有序地串联起来，“展示出从西周至春秋战国以来有关‘禹德’传承有序脉络清晰的历史规迹”。

禹之所以代舜上位，促成其互易的重要因素是治水功业，但不排除强大的部族势力，作为颛顼的后裔，绝不可小觑。当然了，残存的古朴公平传统，为民服务的福祉都是重要的加分项。司马迁曰：

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

此处所称大禹治水之后能够达到民众安居的状况，实在是来之不易。墨子一生最担心的只有三件事：“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所说“劳者不得息”正是有无居所何以休息。常言道：安居才能乐业，“民乃有安”，若真是如此，堪称是对禹德的最高褒奖，即便是放在当今世界同样为高光亮点。

大禹治水是人类征服大自然的自信心表现，禹画九州则是中华民族团结一统的象征，其“德治”又成为古代帝王竭力推崇的榜样。司马迁认为：政权的兴衰王朝的更替与个人的品行关系密切，夏代虞舜而兴旺发达，正是大禹十几年如一日为民造福的“德政”回报。他说：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治百姓，多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

并且发出长叹：“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有择任将相哉！”言简意赅，令后人回味无穷。

三、结语

大禹治水，作为国家行为，举全社会之力，包括诸侯百姓（百官）等全民参与，声势浩大规模空前，大家齐心合力患难与共，使不同地区不同部族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努力奋斗敢于胜利，成为以团队共进取的成功范例。所以，孔子总结说：“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中国古代五位圣人级代表，作为治水团队的领导核心，在大禹的带领下以苍生为已任，带领全体民众战天斗地完成了抗击大洪水的历史奇迹，成为中华民族战胜自然灾害的精神寄托，并由此凝练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新篇章，经过4000多年历史长河的检验，至今仍然激励着每位中国人奋斗前行，世代传承，面向世界，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