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 兵 军
所谓银雀山兵学文化是指上世纪70年代在临沂银雀山出土的以《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竹简为代表的兵书及其所产生的文化现象。50多年过去了，今天翻看这两部兵书，依然闪烁着“和平“的色彩。一个孙子说，“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另一位孙子说，“乐兵者亡”。两位孙子，前一位是孙武，后一位是孙膑，他们写的是兵法，说的是和平。止战的思想，并非两位孙子一家之言，是兵家的共识，包括在银雀山出土的另一些兵书，也都有同样的理念：“有德不可敌”（《左传》）“争义不争利”（《司马法》）“以武为植，以文为种”（《尉缭子》）“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吴子兵法》）“不理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管子》）“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六韬》），等等。兵家的智慧，中国人的哲学，是对生命与和平的尊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我想，这里的“和平性”特征也同样体现在中华传统兵学文化之中。借此，想谈一谈中华传统兵学包括银雀山兵学文化的“和平”底色问题。
一、银雀山兵学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和平”元素的兼容
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集成体，好似一个扩大了的“稷下学宫”。在这里儒、道、法、兵、墨、农、医、名、阴阳、纵横等诸子百家相依相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各有独立学派，又互为借鉴、包容和融合。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一般都以儒、道、法为代表，尤其是儒家，更被认为是中华传统文化主干部分。中国兵家是当时学术界诸多学派里的一种。只是由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兼容特征，自它产生之时起便受到整个中国文化背景的强烈影响。在中华文化中，“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这就潜移默化地为中国传统兵学文化注入了诸多“和平”元素，使以《孙子兵法》为代表包括银雀山兵学文化及秦、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兵学文化，贯穿着一条“和平”的红线，铺垫着一缕“和平”的底色。横向上看，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为中华兵学文化的“和平”底色提供了精神支撑；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为兵学文化的“和平”底色提供了理想支撑；兵为国事、止戈为武的军事理念，为兵学文化的“和平”底色提供了理论支撑；慎战不战、好战必危的武德思想，为兵学文化的“和平”底色提供了实践支撑，等等。纵向上看，从周公的“德”，到《司马法》的“义”，再到孙子的“道”；从孔子的“仁”，到老子的“道”，再到孙子的“全”；从《易经》的“阴阳交合”，到《论语》的“和而不同”，再到孙子的“伐交”和“上下同欲”；从儒家的“泛爱”，到墨子的“非攻”，再到孙子的“不战”，等等，即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和平”元素对中华传统兵学文化的影响和传承，又体现出中华传统兵学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吸纳和兼容。
以儒学“仁者爱人”“仁者无敌”思想与兵学“以战止战”“不战而胜”理念的传承、兼容为例。“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孔子提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其所谓“天子”是能使天下归一、定国安邦的“仁”君，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实质就在于运用至高无上的权威力量达到天下统一、政出一门、消除内乱、盛世安民的目的，这正是孔子“仁”学的精髓。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提出了“吊民”“悦民”的仁战标准。《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 指商汤征伐十一国。孟子认为这种正义战争是值得讴歌的，因为这种战争有利于民生，是仁义之战。《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告诉梁惠王：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这里的潜台词是说，秦国、楚国的执政者使老百姓陷入深渊之中，您去征伐他们，没有谁来抵抗。所以说：“施仁政者是无敌的，大王请解除疑虑”。从孟子的立论看，根本原因是得到民众拥护。他认为，“施政于民”，赢得民心，“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就是说，“仁人”者即使用木棒也可以战胜“坚甲利兵”的秦、楚之强敌。这正是孟子仁战观的本质。
荀子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继承了儒家传统的仁本主义思想，并力倡养仁义之兵，举仁义之战。《荀子·议兵》记载，荀子的弟弟陈器请教荀子：“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荀子回答说：“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悦）喜。”荀子认为，争夺不是“兵”的本质，“兵”的本质在于它是“禁暴除害”、推行“仁人”的工具。荀子崇拜尧、舜、禹、汤、文、武“两帝四王”，正是因为他们“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善兵用战的最终是“仁人”于天下，所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
再看兵家如何“以仁论兵”的。《司马法》开篇之作即为“仁本”篇，而“仁本”主义正是《司马法》全部军事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谓正”，起着全书的奠基和纲领作用。《司马法》充分肯定了古人以仁政为根本，以义治为中正的治国经验和规律，并认为行“仁”是从根本上体现了“以义治之”的常道，只要行“仁”，国家便可以治理好，四海诸侯亦可悦服而不敢犯之。“先王之治，顺天之道，设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国辨职，以爵分禄，诸侯说（悦）怀，海外来服，狱弭而兵寝，圣德之治也。”（《司马法·仁本》）《六韬·文师》讲得更明白：“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孙子兵法》一个突出思想特点就是把“仁”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开篇之句“兵者，国之大事”的命题，正出于孙子对战争之仁与不仁的深切洞察，源于孙子对国家与人民的生死存亡的关切，是出于爱国、爱人之仁的道德意识。《孙子兵法·计篇》谈到构成战争的道、天、地、将、法五种要素，道列榜首。此处讲道指道义，即君主与臣民意愿一致。张预在为这段话作注时强调：“以恩信道义抚众则三军一心，乐为上用。”可见，孙子的道与儒家的仁德是暗合的。《孙子兵法》里把商朝宰相伊尹和周武王军师姜尚作为“背人从道”的典型来举荐，亦说明孙子之道与儒家说的仁德之政大体一致。《孙子兵法》也谈“仁”，并认为是将者五个必备之一（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意思是将军应爱抚士卒；在《用间篇》又说“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正是有了儒家“仁”的影响与兼容，才使得兵学文化的“以战止战”“不战而胜”等思想站稳根基。由此可见，儒学和兵学在“仁”的问题上互为借鉴、渗透和传承，使得他们在战争“正义”“安国”“爱民”“和平”等问题上一脉相承、相得益彰。正是由于儒学与兵学的交融，才使得尽管中国的兵书浩如烟海，却很难找到一本是赤裸裸地主张以武力兼并天下的，更不必说鼓吹穷兵黩武和灭绝种族的法西斯主义。相反，“自古言兵非好战”的“和平性”特点成为中国兵学的一大特色，这应归因于儒家文化对兵学的强大制约与影响。
二、银雀山兵学文化蕴含的“和平”底色
历史上，中国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却从未殖民和侵略他国；新中国成立70多年，中国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没有侵占过别国一寸土地。这除了得益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秉承热爱和平、崇尚和睦、追求和谐的治国理政理念外，还得益于自古以来中国历朝历代奉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 ，得益于蕴含着“和平”底色的中国兵学文化和军事思想的引领。被称为兵学圣典的《孙子兵法》之所以在海内外备受尊崇，出版发行量越来越高，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它有着全世界认同的战争与和平的价值观以及蕴含的“和平性”思想。这里着重对从银雀山出土的两部最重要的竹简兵书《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中的“和平”底色作些具体分析。
首先，分析一下《孙子兵法》的“和平”底色。《孙子兵法》虽是一部兵书，但远非仅仅谈兵论战，它的最高追求不是求战，不是追求战争的胜利，而是超越战争、军事、将道、王道与君权政治上的道德伦理，追求和平，最大限度地限制战争的暴力。《孙子兵法》的和平性，突出体现在四个层面：
一是慎战思想。《孙子兵法》开篇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所谓“察”，便是在认清国家安危的形势下作出慎重的考虑和研究。孙子提醒人们，战争的胜与败，不是由天命所摆布，也不以人的单方面愿望为转移，是靠人的流血牺牲和抛弃和平环境的代价来体现，“祸福无门，惟人是招”。所以：“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孙子的慎战思想，是在讲战争，也是在讲和平。遏制战争、控制战争，维护和平，是孙子慎战思想的核心。
二是全胜思想。鉴于战争行为的不可预见性，孙子并不崇尚以武力制胜。他从战争费效比、人道主义关怀的立场出发，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观，主张“非攻”“非战”“非久”等非暴力手段完整地使敌方屈服，而己方却不受损失，达到屈其人、拔其城、毁其国，全争天下的效果，“全胜不斗，大兵无创”的境界，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从而使国家的利益和军民的生命得到保全，这就是“兵不顿而利可全”的“全胜之道”和“止戈为武”的和平观。
三是谋略思想。“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是孙子实施谋略思想的最重要的战略举措。此外，还有“因利制权”“示形造势”“兵贵神速”“兵以诈立”“因粮于敌”“攻守相宜”“威加于敌”“奇正相生”“以迂为直”“践墨随敌”“五间俱起”等战术技术方面的谋略手段。这些“谋略之法”，很大程度上为了减缓战争压力、减少战争伤亡、减轻民众负担，尊重和保护人的生命，具有较强的和平意识与人道主义理念。尤其是“伐谋”和“伐交”作为两种不同的斗争形式，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伐谋”是在充分掌握敌之策略权谋、动向态度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谋略措施，利用以谋制谋的方式，使己谋发挥作用，使敌谋无所施。“伐交”是通过游说和谈判等方式，争取天下之众 ，壮大自己力量，瓦解敌国同盟，使其“交不得合”“众不得聚”，在外交上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最后不得不握手言和或促其屈服。
四是知胜思想。《孙子兵法》贯彻始终的就是“知彼知己”理念。从开篇的“五事”“七计”，强调“先知而后行”；《地形篇》进一步阐发“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的观点；《谋攻篇》提出了五种情况下的知胜之道；终篇强调“五间俱起”，重申“先知”思想。孙子认为，“知战”以知己知彼、知天知地为基本内容，知常、知变为要求，料敌、动敌、用间、较计、索情为手段，以先知、确知、全知为目的，“动而不迷，举而不穷”，这样的将领才是“知兵者”。“知”有强烈的实践性，只有做到随敌、因敌、因利，才能践墨、制胜、制利。这就是“知战、知兵、知胜”的辩证法。之所以把“知胜”思想作为“和平性”元素，就是说只有知兵、知战、知胜，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损失，最大限度地保护和尊重生命；才能更有效地以战止战，赢得安宁与和平。
再分析一下《孙膑兵法》的“和平”底色。在根据银雀山出土竹简整理的《孙膑兵法》里，较为引人注目的是两个看来截然相反的命题，一是“战胜而强力，故天下服矣”，意指只有通过战争手段获胜，才可以立国，才能使天下畏服；一是“乐兵者亡”，意指好战者必亡。应该说，这两个命题的相互交织与制约，构成整个《孙膑兵法》的纲。然而，在本人看来，这恰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可以说是一个主题两个角度。这个主题，就是孙膑“坚持用兵的和平性”，一个角度是，孙膑在兼并战争日益剧烈的战国年代，目睹了弱肉强食、强胜弱败的现实，认为要想过上幸福平安的生活，赢得和平的环境，就必须挺直腰杆，拿起武器，迎接和战胜强敌，做到以战止战，让敌人臣服，即“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另一个角度是，孙膑深受中华传统文化、齐文化“和为贵”“天下太平”“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理念的影响，深知滥用武力的祸害，懂得一味迷信武力会自取灭亡，明白单单见利忘义也会自取其辱，即“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因而又说出“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的至理名言。为了进一步论证《孙膑兵法》中所体现的和平性、仁德和人道主义，不妨再举几例：
其一，孙膑在《见威王》里说：“夫守而无委，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想要防守而缺少物资储备，想要作战又不讲道义，天下没有用这个办法而达到稳固和强盛的）。这里突出了道义在战争中的作用。
其二，孙膑在《将义》里，把义作为“兵之首”，仁作为“兵之腹”。其中说：“将者不可以不义，不义则不严，不严则不威，不威则卒弗死，故义者，兵之首也。将者不可以不仁，不仁则军不克，军不克则无功。故仁者，兵之腹也。”在以下的行文里，又把将德作“兵之首”，将信作“兵之足”，等等。足见对“仁”“义”“德”等的推崇。
其三，在《威王问》里，威王问：“令民素听，奈何？孙子曰：“素信”。（当齐威王问到怎样才能使民众一贯地听从命令时，孙膑回答说，只要君主一贯守信用就可以了），这里提示君主应取信于民，也就是注重德政和教化。
其四，在《行篡》里，谈到怎样才能使士卒和百姓在战争中为君主尽力时，提出“选贤取良”的原则，也就是把人的品德与德行放在第一位。其中说：“孙子曰：用兵移民之道，权衡也。权衡，所以篡（选）贤取良也。”
仅就以上几个例证，足以说明孙膑在主张动用武力时，一刻也不曾忘记武力的局限。他依然认为仁义、道义、德行、信用等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武力与文治是相辅相成的，相信“战胜而强立”与“乐兵者亡”是在和平使命驱使下的“一体两翼”。
三、新时代中国国防的和平性与银雀山兵学文化“和平”底色相结合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7月6日主持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马克思主义包含的内容很丰厚，作为我们党和国家制定的新时代国防与军队建设的和平性主张，应在这个“魂脉”之中，中国传统兵学包括银雀山兵学文化的“和平”底色，也应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之中。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全部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的指导地位，必须以赓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为文化基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必须以马克思主义魂脉为引领。马克思主义之“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根”，一脉相承、相辅相成。这启示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元素的新时代中国国防的和平性理念，与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传统兵学文化的“和平基因”相结合，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启示之一，把握传统兵学文化“和平”底色的转化——服从服务于新时代中国国防和平性思想，为推进国家的和平崛起做贡献。以历史的眼光审视当今世界，不难发现，今日之世界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民族国家各自为政，利益矛盾相互纠葛，各国之间既有斗争又有合作，形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起步、开局之日，需要30至40年的和平期来追赶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世界的各种矛盾、敌对势力不会顺顺当当地让我们度过这个和平机遇期。这就需要很好把握传统兵学文化“和平”底色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的和平崛起做出贡献。
一是把握“和而不同”“睦邻友邦”“和平”底色转化，向世界讲好中国和平发展故事。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讲好中国“道”“仁”“爱”“和”“礼”等方面的故事，尤其要弘扬、传承“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德不孤，必有邻”“礼之用，和为贵”等具有浓厚“和平”底色的至理名言，宣扬“中国始终坚守永远不称霸、不搞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的庄严承诺”，回击各种说法的“中国威胁论”。
二是把握“不战而胜”“上兵伐谋”“和平”底色转化，加强现代军事危机管理。着眼于国家整体发展需要和国家安全稳定需要，充分运用各种手段，有效调整危机事态，防止擦枪走火，避免危机升级为战争，以维护“安国全军”的大局。
三是把握“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和平”底色转化，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重大问题上保持清醒头脑。比如，近些年，美国在打“台湾牌”问题上出现了变数。过去，美国的理想是台湾不独不统，它想让中国妥协时，就让台湾“台独”蹦跶两下，让中国难受，然后逼中国让步。现在，我们不吃这一套，不管美国怎么打牌，我们都非常有战略自主性，不再理它，“台湾牌”基本上起不到战略妥协作用了。美国下一步的损招，就是想借打“台独牌”，逼中国加速“武统”台湾。前不久，前澳大利亚首相发表一篇关于《战略家承认西方正在煽动中国参战》的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会激怒中国发动台海战争，而战争的损失，将由两岸的中国人来承担，最终实现美国的利益最大化。文章中有这样的原话：“不要为台湾的平民提供防空保护，因为台湾平民的死亡，更能激起国际舆论对中国的愤怒。”换句话说，台湾人民的死亡将是美国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策略。但事实上，我们对台湾的最佳战略，就是和平统一，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说的：“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美国这个国家非常聪明，也非常邪恶。我们决不能按照美国的战略和陷阱走下去。
四是把握“伐交”和平底色转化，在世界域外局部军事冲突中不选边站队，坚持劝说、调和。面对类似俄乌、巴以这样的军事冲突，我们坚持停火、谈判、政治解决问题，强烈呼吁不乱杀无辜，更不能伤及平民。随着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今后国家或地区局部军事冲突会时常发生。对此，我们要发挥大国、中立、不结盟等优势，积极参与斡旋、劝说、调停、谈判等活动，防止事态扩大和发展，以实际行动维护世界和平。
五是把握“天下大同”“和合共生”“和平”底色转化，在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上献出智慧和力量。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背景下，中国仍然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我们要站在国家高度，当好“和平使者”，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普及，加速“一带一路”共建活动，为国家的和平崛起而努力奋斗。
启示之二，“佩戴勋章众多的将军不是最好的将军”——大力培养有谋略、善伐交，知战、能战的“全胜”型军事人才。孙子的全胜思想，受到后世兵家的重视。例如，《六韬》说：“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治之于未战”“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就如同中医强调的“上病（最高明的医术）治未病”一样，都是强调防患于未然。习总书记也常引用“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句话。著名兵学专家吴如嵩将军在一次演讲中就说过这样一件事：他与前苏联科学院汉学专家克平女士探讨《孙子兵法》的底蕴时，克平女士说到“孙子指出佩戴勋章很多的将军不是最好的将军”，并认为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观点。在认可克平女士说法的同时，本人认为她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解，也是了不起的。因为，她涉及到一个敏感问题，就是如何判定和培养军事人才。孙子在《形篇》说：“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意思是说，善于指导战争的人所取得的胜利，没有智慧的名声，没有勇武的战功。换一个角度来理解这句话，不就是克平女士说的那句话吗？！《墨子·公输》中记载的“墨子‘伐谋’救宋”也阐述了这方面的事例。墨子作为“非攻”的倡导者，急忙赴楚国劝阻正要准备攻打宋国的楚王和攻城云梯发明者公输班（鲁班），经过“公输班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御有余”的表演，迫使楚王放弃了侵宋计划。墨子赶回宋国时，宋国守城者误认为墨子是间谍，硬把他在下雨天轰走了。《墨子·公输》写到这里，不无感慨地说：“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墨子不费一兵一卒救了宋国，当然称得上“治于神者”，但他的“智名”，不为众人所知；而那些在沙场浴血奋战而获胜的将军们，因为是争在明处（争于明者），却天下扬名。这就需要我们在“不战而屈人之兵”“和平”底色的传承中，从现实军事斗争出发，实事求是地把握用人导向，制定人才标准，既要大力培养和宣扬那些驰骋沙场、冲锋陷阵、杀敌立功的精兵强将，也要大力培养和宣扬那些有谋略、善伐交，知战、能战的“全胜”型军事人才。
启示之三，“核武器的最大作用就是警示不用核武器”——强军备战方能止战不战，赢得和平。核武器除了起到警示作用外，别无其他作用。这话是法国军事学家米克谢说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多个国家拥有核武器，使用核武器毁灭是相互的。核武器实际上成了制约核武器的工具。这个观点与《孙子兵法》中“威加于敌”的“和平”底色如出一辙。美国接过“威加于敌”思想形成了“威慑战略”，对他看着不顺眼的国家搞各种制裁，搞长臂管辖，或直接发动战争或操作代理人战争，以从中谋利。事实上，在现代战争中，所谓的“空城计”是不存在的。所说的“不战而胜”“伐谋伐交”“威加于敌”等等，要真正取得成功，主要靠实力，既要看综合国力，也要看军事武装的战斗力。我们国家从领导人到老百姓，都希望与美国搞好关系，但为什么美国根本不领情，总是想着法的整我们。说到底，就是我们的实力不如他们。有的外国专家说，中美要搞好关系，关键是两条，一是中国的经济总量要超过美国，二是中国的核弹头要与美国等量齐观。这话虽然有忽悠的成分，但也说出了实力重要的实话。美国在俄乌冲突中，为什么只出钱不出人？为什么支援乌克兰的进攻性武器装备射程不能打到俄罗斯本土？根本原因是俄罗斯的核弹头超过了美国。铁的事实告诉我们，传统兵学包括银雀山兵学“和平”底色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根本上讲，就是搞好强军备战。能战方能止战，要想和平必须有止战的实力。所以，我们非常希望人民解放军做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希望军队官兵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建设世界一流的军队，造就经得起实战考验的“四有”军人，发展具有积极防御功能的、能与强敌抗衡的武器装备。只有战无不胜才有不战而胜。这就是今天研究银雀山兵学文化“和平”底色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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