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促进黄河、运河文化深入发展座谈会”上的发言
南 兵 军
上个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与以往相比，此次会议在名称上增加了“文化”二字，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深刻把握新时代历史方位，以坚定的文化自觉、宏阔的历史视野、深远的战略考量，就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些新的理论创见，构成了新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运河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大运河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搞好“两个结合”，实施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履行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广阔舞台，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研究、挖掘和保护、传承、利用大运河文化的信心和决心。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大运河文化指明方向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最早应追溯至其三十年地方执政实践。从习近平1975年担任梁家河大队书记算起，从梁家河到河北正定，从福建到浙江，再到上海，直至2007年到中央工作为止，习近平有着超过三十年的完整的村、县、市、省的地方治理实践。正是在这三十余年的淬炼中，习近平充分认识到文化的力量，沉淀了深厚的人文素养和深刻的文化自觉。
自2012年习近平首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同中外记者见面和接着在考察广东时指出，中国人民“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开始，到2014年习近平首次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一并提出，“四个自信”理论初步形成，奠定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前提；自2017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新的文化使命”这一重大命题。到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习近平将上述使命任务明确划分为“七个着力”，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明确了路线图和任务书，奠定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体系；在“两个结合”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提出，奠定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旨归。“坚定文化自信”是理论前提，“七个着力”是实践体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科学旨归。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文化的理论创见汇合凝练成为“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习近平文化思想。
习近平在形成文化思想的过程中，对大运河文化指明了方向，提出了任务和要求。中国大运河201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记载着19项世界文化遗产、160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77个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2190座博物馆……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中国大运河为世界所瞩目，成为我国第46项世界遗产。大运河这条贯穿南北5大水系、流经8个省市的千年水脉如何更有光彩地流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牵挂，念兹在兹……
2017年2月，北京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习总书记察看大运河沿岸生态环境治理成果时深刻指出，“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4个月后，习总书记对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做出重要批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2016年10月、2017年3月、2017年11月，习总书记3次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推行河湖长制相关文件和落实情况的督察报告。2017年元旦前夕，习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说：“每条河流要有‘河长’了”。2018年6月底，河长制在我国全面建立，包括大运河在内的千万条哺育中华儿女的江河得到更好的呵护。2020年11月，在江苏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习总书记指出：“千百年来，运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希望大家共同保护好大运河，使运河永远造福人民”“要把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同生态环境保护提升、沿线名城名镇保护修复、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运河航运转型提升统一起来，为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创造有利条件”。2023年9月，在浙江考察时，习总书记强调：“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是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大运河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保护、传承、利用上下功夫，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在习总书记高度重视和关心指导下，大运河文化各项保护工作整体规划、有序推进：建立遗产档案和监测系统，制定一系列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的地方性法规，出台《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和《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大运河文化的统筹保护、传承利用握指成拳。
深刻学习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运河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我们至少可以理出这样几层意思：
其一，“大运河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大运河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定位。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是魂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大运河文化作为根脉的一支与儒、道、法等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能够更加深入地推进大运河文化的挖掘、保护、传承、利用、转化和发展。
其二，“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这就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大运河是“活”的河，也是“变”的河。要通过大运河文化的现代转化，让千年大运河呈现新的时代价值和发展变化。大运河的特质是“运”，是“流动”。我们要在保护、传承、利用的基础上，推进运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充分体现运河之“活”、运河之“变”、运河之“运”的功能。
其三，要把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同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统一起来。这就是说，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不是单纯为了保护而保护，是要与“生态环境保护提升、沿线名城名镇保护修复、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运河航运转型提升统一起来，为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创造有利条件”。这也是大运河文化现代转化的重要体现。
其四，“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什么是优秀传统文化？对“优秀”的认定弹性较大。比较统一的标准，也是唯一有操作性的抓手，就是“今用”，对今天、对现代、对现实有指导意义，能起到正能量作用的，就是“优秀”的。所以，我们要本着这一原则，挖掘大运河的历史文化资源，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
其五，“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习总书记反复强调：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统筹好旅游发展、特色经营、古城保护，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守护好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因此，我们要把大运河这个流动的文化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保护、传承、利用好，使之更好地发挥文化遗产的作用。
其六，大运河是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要使运河永远造福人民。这说出了我们保护、传承、利用大运河文化的实质，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挥大运河的各种功能，为人民群众创造致富条件，使人民群众享受大运河带来的幸福之光，确保大运河为人民造福，推进大运河沿线的文化与经济同频共振、相得益彰。
以上几个方面，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运河文化篇”，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悟、深入贯彻落实，紧密联系山东实际，把运河文化这篇大文章做活、做足、做实、做好。
二、从魂脉与根脉的结合上挖掘大运河文化精髓
按照中办国办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分类，大运河文化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遗存承载的文化”，即常说的物质遗产文化，主要以大运河沿线遗存的“物”为基础，指运河文物遗存、水工遗存、运河附属遗存以及其他关联遗存，通过这些遗存，使人们了解运河沿线具有突出地域人文特征和时代特征的漕运文化、水利文化、船舶文化、商事文化等，是大运河千年历史的真实印记。第二类是“流淌伴生的文化”，即常说的非物质遗产文化，主要以大运河相关的“人”为基础，指大运河沿线的手工技艺、工程技术、戏曲文艺、生活习俗、传统节日、餐饮习惯、礼仪规则等，是时至今日仍在影响着沿线居民日常生活的文化力量。第三类是“历史凝练的文化”，即常说的思想内涵和文化精髓，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特质。主要指大运河沿线乃至中华民族具有的伦理道德、理想信念、情感性格等，使人们能够认识和理解、自觉传承和弘扬大运河这一宝贵遗产所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理念，不断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应该说，大运河文化三个大的方面，包括的内容十分丰厚，如果一个一个地来阐述和分析，要花费很长时间。这就需要我们把三者有机联系起来，把握大运河文化的本质内涵和核心精髓。怎样来把握呢？重要的是认真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运用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尤其是从“两个结合”的思维出发，从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结合上，研究、挖掘、运用、转化大运河文化的本质、核心和精髓。为此，我们可以尝试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入手。
（一）大运河的根文化——漕运文化，带给我们的文化精髓——“至诚至仁”思想。漕运文化是大运河最基础、最根本的文化，运河因漕运而起，漕运促运河扩展。大运河的开凿，除早期主要用于军事和战争外，自秦汉时期起，就大规模用于漕运。隋唐开凿大运河则完全用于漕运，到宋元明清时期，大运河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漕运之河。正如北宋三司使张方平所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依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长编》卷269，熙宁八年十月）开凿南北沟通的大运河工程为什么6年后正式动工？很重要的原因：至元十九年（1282）大都发生严重粮荒，引发全城骚乱。据《元史·食货志》记载, 大都城需要漕粮27．5万余石。然而，粮食短缺，米价暴涨，百姓无以为生，死者枕藉。朝廷意识到“漕运流通，国之大计”（《山东会河备考·杨文郁开会通河之碑》），漕粮问题是关系政局稳定的大事。这里面体现和凝练的是“至诚至仁”的思想精髓。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引用过的北宋苏轼的名句：“人君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守此二言，终身不易，尧舜之主也。至诚之外，更行他道，皆为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为非德。”(苏轼《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道德》)“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是苏轼在《道德》所著的名言。意思是把最大的诚信和最纯真的仁爱当作道德。诚信、仁爱是中华传统道德的核心和基础。“至诚”是儒家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至仁”是儒家道德修养的核心。鲁运河流域是孔孟之道的发祥地，是儒家文化的渊源。大运河经这里流淌，必然会打上儒家文化的烙印。“国家大计，莫过于漕”，“漕运流通，国之大计”，“漕运之事，莫先于运道”等理念以及所表现出的“诚国家永久之利”“实国家无穷之利”等壮举，与儒家文化融为一体，凝练为“漕运文化”带来的“至诚至仁”思想内涵。如今漕运消失了，但漕运文化还在；漕运不在了，但“运载文化”还在。它传承下来的国家至上、人民至上，对国家忠诚、对事业忠诚，以赤诚之心爱国家、以赤热之心爱事业、以赤子之心爱民众的“至诚至仁”思想更是发扬光大、流传人间。
（二）大运河的本文化——治水文化，带给我们的文化精髓——“为民造福”思想。治水，是大运河的本质属性；水利文化、治水文化，是大运河的本能文化。春秋末年，出于战争和运输的需要，吴王夫差开邗沟，成为中国大运河最早的一段河道。此后经过隋代开凿通济渠、永济渠，到元代裁弯取直，其流经6个省、2个直辖市、35座城市，大运河见证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治水文化。康熙亲政后，在宫中的柱上刻下“三藩、河务、漕运”六个大字，视治理黄患、漕运流通与稳固皇权同等重要，的确反映出他治国理政、为民造福的雄才大略。仅以元明清三朝代治水为例：元朝著名的水利专家郭守敬(1231-1316)，不仅懂水，而且是仪器制造专家、天文学家、数学家。他担任都水监，负责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为南北交通的通畅和漕运事业，做出巨大贡献。明朝著名水利官员宋礼(1361-1422)。在工部尚书任上，奉命疏浚会通河。他采纳白英之策，建戴村坝，挖小汶河，引汶水济运，建南旺运河分水枢纽等，使沟通南北的大运河畅行无阻，漕运能力大大提高。清代水利工程专家靳辅（1633—1692）对黄河水患全面勘察，提出了综合整治的详细方案，并积极组织实施，终使堤坝坚固，漕运无阻。《靳辅墓志铭》这样评论其一生：“论其大者，而功名尤其治河一事。其利益在国家，其德泽在生民”。
（三）大运河的势文化——科技文化，带给我们的文化精髓——“守正创新”思想。从中国的地理面貌看，主要河流绝大多数都是东西走向，西高东低。所谓“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描绘的这种态势。没有南北水道，造成了中国自然水系的横向封闭。在这种情况下，开凿南北走向的人工大运河就必须是顺势开河、借水行舟、引水济运。中华传统的“势”文化发挥了作用。中国最早的“势”文化出自《孙子兵法》。在“十三篇”中，专有一篇为《势》，在其他篇中也有对“势”的论述。开凿大运河，完全符合“势”的哲学和“势”的规律。将“势”用在运河的治水上，就形成了科学开河、科技治水。从开凿邗沟到开挖鸿沟，到治理白沟、平虏渠、利漕渠及破岗渎等，直至将这些形不成完整水运系统连成水网等，虽然科技含量不高，但毕竟是科技治理运河的雏形，也是运河最早的顺势、借势、造势。元代开凿的京杭大运河纵贯大半个中国，全线的地形、地貌、地质条件有很大差异：北高南低，河道水位落差大；与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等主要天然河道交叉，这些天然河道西高东低。在开凿整治的过程中，需要因地制宜、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借势而“引”、造势设“闸”，相应来讲，治水的科技含量就大多了。尤其是到明朝结合开凿、治理、整修会通河段，就显示了较高的科技含量。从筑坝拦水、开河引水、勘泉补水、水柜蓄水、建闸控水，到建造分水枢纽，不仅完成了一个“势”文化的全过程，而且创造了都江堰式的治水科技成果——“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嘉靖四十四年（1565）朱衡开挖南阳新河、万历二十二年（1594）至三十二年（1604）“泇河三公”开凿泇运河“避黄行运”，都是巧用“势”文化进行科技治水的典范，确保了黄河以南的济宁段和枣庄段运河至今仍保持通航能力。
科技治水是运河文化的鲜明特征，守正创新是科技治水的精神支撑。运河文化与其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样，在恪守正道中“创新”，在不断变化中自我调整和自我发展。 运河文化之“正”，就是“朝天子”、利漕运，即运河“跟着首都走”“伴着漕运行”。运河文化之“奇”（即“新”），就是顺势开河、引水济运、借水行舟、治患保漕。这种“守正出新”的规则，就是大运河“势”文化、科技治水文化带给我们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5月在浙江考察时指出：“只要传承历史、守正出新，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就一定能够实现建设文化强省的目标。”这一用典，进一步升华了我们对大运河“势”文化、科技文化思想内涵的理解和把握。
（四）大运河“流动的文化”——传承文化，带给我们的文化精髓——“和合共生”思想。大运河“流动的文化”，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运河的活态性。大运河开凿2500多年来，虽然运道在变，但水始终在流，河始终在用。它的活态性质始终未变。早期主要用于军事，秦汉至明清主要用于漕运，近现代用于物流和旅游。鲁运河尤其是会通河开凿700余年来，虽然由于黄河冲击，运河黄河以北断流多年，但其活态性质也始终未变。黄河以南运河泰安至济宁至枣庄段始终与中运河、江南运河贯通。黄河以北运河聊城至德州段虽然不能通航，但运道在、水在通、河在用 。二是大运河的传承性。大运河肇始于春秋，形成于隋代，发展于唐宋，取直于元代，兴衰于明清，“申遗”于新中国。这其中，历朝历代在开凿开发运河上的“接力”，一代又一代的“挖河不止”，很重要的就是它的思想上的传承性、文化上的流动性。它像“燕子垒窝”那样积少成多；像“愚公移山”那样前赴后继；像“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样不断延续。三是大运河的交流性。大运河南北贯通之后，很快成为商贸交易之河，理念多元之河，思想包容之河，文化交流之河。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流动，在鲁运河体现得更为明显。会通河的开凿开发，不仅使朝廷漕粮的运输线更加流畅，而且在沟通南北经济、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特殊功能。
由此可见，大运河“流动的文化”，促进了传承文化，带给人们思想精髓是“和合共生”。“和合共生”是充满哲理的发展思想。“和合”语出《国语》《管子》。“和”表示不同事物、不同观点的相互补充，是新事物生成的规律。“和”“合”互通，是“相异相补，相反相成，协调统一，和谐共进”的意思。大运河“流动的文化”告诉我们，大运河是一个整体，已形成了“河为线，城为珠，线串珠，珠带面”的格局，它的各个河段、各个城镇、各个企业乃至各个家庭等，都是一个共同体，需要共生共荣、资源共享、协同合作、荣辱与共、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据统计，在运河贯通之前，中国55%的时间处于分裂状态。隋代统一之后，85%的时间处于统一，很少再长久分离。因为运河正好把五大水系串联了起来，形成物理上的沟通。运河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我们今天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基于中国几千年文明一直秉持的理念：计利当计天下利，因为幸福不应该是一个独立单元的享受，而应该是全人类共同的感受。天下大同，和合共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大运河“流动的文化”的功劳。
三、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运河文化篇”注意做好的几项工作
“运河文化篇”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做好工作的指针和准则。我们必须通过“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的过程，将其落到实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梳理基本思想和观点，深入做好“运河文化篇”的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运河文化篇”是研究和保护、传承、利用运河文化的纲，“纲举目张”，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在其指导下开展和落实。2024年的第九届“运河论坛”要以研究“运河文化篇”为主题，结合深入贯彻中办国办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以及山东省实施规划和相关文件规定等，调动方方面面的研究力量，联系实际从政治、理论、政策、历史、学术、实践等方面进行研讨，发挥智库作用，提供有份量、可操作的意见建议和相应成果。
第二，实打实地做好打造大运河齐鲁文化高地的工作。打造大运河齐鲁文化高地，是山东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运河文化篇”的一个特色，必须着眼实际抓好工作落实。一是主动争取省发改委、水利厅、交通厅、文旅厅、社科联等部门的领导和支持，联系实际，搞好策划，当好智库，购买政府服务。二是做好融合工作，积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文化、齐文化相融合，与黄河文化、泉水文化、海洋文化相融合，与泰山文化、兵家文化、水浒文化相融合，与红色革命文化相融合，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彰显齐鲁文化独特魅力，形成辐射联动的发展格局。三是与德州、聊城、泰安、济宁、菏泽、枣庄等市、县（区）搞好合作，坚持以运河文化为纽带，突出各地文化特色，完善一体化合作发展机制，形成对大运河文化的空间支持。四是与大运河京津、燕赵、中原、淮扬、吴越等文化高地加强联系，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第三，联系实际做好“水文化”转化为“水经济”的研究工作，促进两个轮子一起转。做好“水文化”这篇大文章，“搞活、搞强”“水经济”，是林武书记提出的正确解决山东水问题的思路和方针。作为研究运河经济文化的社会组织，落实好这一思路和方针，主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是以运河文化、黄河文化、泉水文化为牵引，加强对山东乃至华北水源、水网、水利方面建设的研究。近期，李殿魁同志以《正视问题，守正创新，全面优化山东水系结构，为全面优化华北平原水系结构奠定基础》为题，从建设京杭运河中部主航道和航运网、建设黄运立交三河互通平台、建设鲁南运河、引汶泗水至南旺、建设济南水系结构、黄河口长期稳定、发挥烟威水利优势、加快山东华北水利龙头建设、科技治水基础理论、水利部门职责等十个方面的问题，“上书”提出意见建议，我们要做好配合、协助工作。另一方面是以运河文化为引领，发挥主观能动性，采取多种方式，积极为齐鲁运河沿线乡村振兴、企业发展等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
第四，适时策划山东沿运片区文创项目，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贡献力量。要在前些年工作的基础上，深入调查研究，搞好规划，聚焦难点、堵点等问题，充分调动积极因素，发挥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优势，有计划、分类别地策划山东沿运片区文创项目。今年底至明年初，策划设计南旺分水枢纽工程遗址文创项目，进一步打造济宁“孔孟之乡，运河之都”交汇文化圣地。下一步，根据德州古运河原始自然风貌特色，策划建设运河自然风貌展示区；根据聊城运河时代商业文明实际，策划建设大运河商业文明展示区；根据运河文化与泰山文化融合发展需要，策划打造国际著名旅游区；根据菏泽运河与黄河交汇的特点，打造黄运融合的文化基地；根据枣庄古城特色、红色文化、鲁南文化发展需要，策划打造“活着的运河”文化展示区。根据运河复航、通航的实际需要，深入做好“运河穿黄”工程设计等方面的工作。
鲁公网安备 3708990200012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