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齐鲁大地的腹地,济宁,这座因京杭大运河而兴的“运河之都”,流淌着一条承载千年文明的历史长河。而在这条文化长河的岸边,作家杨义堂以笔为舟,用文学的力量打捞起散落的运河记忆,让古韵今风交相辉映。他的创作,既是对历史的深情回望,亦是对文化传承的当代回应。
以文学为桥,书写运河的“前世今生”
杨义堂的运河情结,始于2012年担任济宁市文物局副局长期间参与中国大运河申遗工作。当他站在汶上县南旺分水枢纽遗址前,这座明代水利工程的智慧令他震撼——古人仅凭人力便攻克了运河“水脊”难题,引汶河水南北分流,成就了明清两代漕运的繁荣。这一发现,成为他创作“运河三部曲”的起点。
从《大运河》到《北游记:苏禄王传》,再到《河道总督》,杨义堂的作品始终聚焦于人与自然的博弈、文明与历史的交融。《大运河》以明代工部尚书宋礼与民间水利专家白英的合作为主线,再现了南旺枢纽的建造传奇;《北游记》则通过苏禄王访华的史诗,串联起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纽带;而《河道总督》则以明代治河名臣潘季驯四度治河的坎坷经历,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治水精神。这些作品不仅填补了运河题材文学创作的空白,更以“信史”的严谨与文学的感染力,让历史人物跃然纸上,让治河智慧跨越时空。
钩沉历史细节,还原文化基因
杨义堂的创作,是对历史碎片的精心拼图。为了还原明代运河的真实风貌,他研读《明史》《留余堂集》等古籍,遍览《金瓶梅》《水浒传》等明代小说,甚至从市井民俗中寻找灵感。在竹竿巷,他看到商铺中林立的竹竿,便将其写入《大运河》中百姓搭救落水者的场景;在汶上县的宋庄与白庄,他通过走访村民,破解了两村不通婚的谜团——原是宋礼与白英结义后,后人以“兄弟之谊”世代相守。
这种“田野调查”式的写作,让他的作品既有宏大的历史叙事,又充满生动的烟火气。正如评论家所言,他的文字“像四大名著中的诗文一样文采斑斓”,既展现了运河沿岸的风土人情,也刻画出劳动人民与自然抗争的坚韧魂魄。
从文化守望到时代共鸣
杨义堂的笔触,始终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他笔下的运河故事,不仅是历史的回声,更是对当下国家战略的呼应。《河道总督》中潘季驯“束水攻沙”的科学理念,为当代黄河治理提供了历史镜鉴;《北游记》中苏禄王与中国的友谊,则与“一带一路”倡议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
作为大运河文化推广人,杨义堂的身影活跃在讲座、纪录片和文化遗产保护一线。他参与济宁河道总督署遗址博物馆的建设,推动运河文化融入国家文化公园体系;他通过“城市文化讲坛”向公众讲述188位河道总督的治河史诗,让“官德”与“民智”成为当代社会治理的启示。在他看来,运河不仅是“流动的遗产”,更是“活着的文明”——它承载的开放包容、创新求实的精神,正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生动体现。
结语:一条河与一个人的文化长征
从《大孔府》到“运河三部曲”,杨义堂的创作始终扎根济宁这片文化沃土,却超越了地域的局限。他的作品,既是对运河文化的抢救性挖掘,也是对中华文明基因的现代诠释。正如他所说:“大运河的故事,是中国人治水、通商、交流的故事,更是民族精神的史诗。”如今,随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这条千年水脉正焕发新生。而杨义堂,这位文化的“摆渡人”,仍在以笔为桨,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书写着运河的下一章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