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的经济开始复苏，饥饿的人们开始能吃上饱饭了，也使我这个少年充满着对美好人生的期待。济宁微山段运河西火神庙至部城北门，是一段约500米的沙子路，路东有个坑，形状像个老鳖盖，于是就有了鳖盖子坑的称谓。鳖盖子坑陡坡处长满了青草，每天放学，我和同学蒋正义，最喜欢到鳖盖子坑的草地上聊天。天文地理、宇宙地球，更多的是聊文学和历史。我们班庄寿青同学家境比较富裕，他经常买小人书，内容包括中外名著、历史故事等。庄寿青只要买来新书，就会立即先给我们俩看，这让我们今后丰润的读书生涯得到了启蒙。
阅读是内化，写作是外化；阅读是积累，写作是运用；阅读是延伸，写作是提高；阅读与写作永远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大概是基因遗传的缘故，父亲酷爱读书，遗传到我也喜欢读书，我又遗传到女儿，女儿更是成了书痴。毛主席诞辰130周年时，《山东党史》主编向我约稿，我写了一篇“毛主席的读写人生”，研究撰写毛主席的读写人生，收获满满，深受教育。女儿写了篇散文“三代是书生”，发表在《羊城晚报》副刊。济南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散文集《风吹麦浪》，是女儿读书获得的丰硕成果。我从幼年即开始酷爱读书，读书的积淀，使我成了在文字间行走的人。我们与书便有了不解之缘，也便有了关于书的故事。
战场捡书
1927年初，张宗昌担任总司令的直鲁联军，南下支援直系军阀孙传芳，接防上海和南京。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驻防上海的部队被赶出上海，接防南京的部队被国民革命军第二、第六军击溃。溃兵像洪水决堤，沿津浦路两侧向北败退，沿途丢下许多金银财宝、绫罗绸缎。败军过后，百姓们纷纷去战场捡拾值钱的东西，企盼着发点战争小财。
夕阳惨照下的苏皖大地战场，间或泛出点点暗红，那是死伤军人的鲜血。在发战争财的人流中，一位身着白褂、面目清秀的少年跳跃着在地上寻找着。他对金银财宝视而不见，只要看到书，就如获至宝、欣喜若狂，连忙捡起来，轻轻拂去泥土，抱在怀里。就在这一天的傍晚，他居然捡到了《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名著。他抱着书，高高兴兴地回到家。祖父见儿子抱了一抱书回来，哭笑不得，仰天长叹。儿子如此爱书，无论多么难，也要供养儿子继续读书。这位捡书的少年，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在战场上拾到书，就在运河边找块草地看到天昏地暗。运河连着扬子江，下雨了，草地没法躺，父亲就钻进放置在扬子江边的棺材里去读书。棺材是那些还没去世、家境富裕的人,为自己百年后准备的。这些棺材就放置在江壁挖出的洞中。谁能想到，下面江水翻滚，江壁的棺材里，一个少年躺在里面，正忘我地沉醉在书的海洋。
挚友情谊深
父亲读过多年私塾，写得一手俊朗的楷书。成年后依然酷爱读书，和老舍先生有很大关系。父亲在重庆时的工作单位，与老舍先生任职的编译馆是近邻。当时，老舍先生还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任常务理事、总务组长，并组织出版会刊《抗战文艺》。酷爱读书的父亲最喜欢去找老舍聊天。战乱时期，两个北方人，特别投缘，有段时间几乎天天见面，喝喝茶，聊聊历史、文学，借书，还书，偶尔一起吃顿饭。老舍先生长父亲十四岁，两人的名字，一个带春字，一个带秋字。一见面，先一句“庆春先生”，后一句“剑秋先生”，俩人相视一笑。人生难得一知己，龙门阵摆起。
年轻的父亲看书过目不忘，爱玩闹，喜欢拿着东西让老舍先生闭着眼睛猜，老舍先生摸来摸去，总能猜准。有一次，父亲看老舍先生情绪不高，就想逗他开心。正是盛夏，穿得少，父亲学济公偷偷从大腿上搓了点灰，弄成个小泥丸，让老舍先生猜。结果还是猜中了，一对挚友哈哈大笑。那是战争年代少有的欢愉时刻。
父亲爱读书，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当年老舍先生送给父亲的《骆驼祥子》。1930年，老舍先生从英国回来，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作品格调开始变得沉重起来。写于1936年的《骆驼祥子》，就是那个时期的作品。
1957年，微山湖发大水，微山县境内方圆几百里一片汪洋，我们家被政府迁移到济南章丘的曹庄村住了一年，1958年又返回微山。因为没有房子住，被安排在运河边火神庙暂住。火神庙是运河边人祭奠火神的地方，年久失修，已有些破败。庙门口有个石墩子，就成了我看书学习的专属之地。大跃进时期，我读小学三年级，父亲觉得我有阅读能力了，就把珍藏多年的《骆驼祥子》拿出来给我看。老舍先生的语言艺术深深吸引了我，从此我便萌发了立志当作家的夙愿。1962年我以全县第一名成绩考上微山县第一中学，除了数学考满分，语文成绩也是第一。刚满12岁的我，作文竟然写了1200字。作文题目“记一位农业战线上的劳动模范”，真是太巧了，我的邻居梁继银就是从上海下放的工人，凭着合理的想象，我写他从技术精湛的工人，变成了农业战线上的劳动模范。其中在农业战线上的事迹，我就熟练地套用了老舍先生“骆驼祥子”小说中描写的情节。
窃书不算偷
“文革”中，我所在的微山一中也难逃劫难，校园的花草在运动之初就被当作“四旧”铲除。学校的图书室也被砸了，图书或被烧，或被当成废品拉到收购站卖掉，剩下的无人看管。
一天傍晚，擅长书画的蒋正义悄悄对我说：“走，咱们去图书室找点书看，再不拿，书就被毁坏光了。”这不是偷书吗？我犹豫着。他说：“偷书不算偷，咱去拿些书读，总比让他们都毁坏了要好些吧？”我听他说的有理，就壮着胆子跟着去了。到了图书室，拉开灯，蒋正义毫无顾忌，专拣新书、厚书拿，不一会儿就挑了一大堆。他脱下外衣，把书一包，就喊我走。我吓得心“咚咚”直跳，看到喜欢的书也不敢拿，到走时，手里只拿着薄薄的两本书，那是老舍先生的创作谈《出口成章》《小花朵集》。回到家，我把老舍先生的那两本书递给父亲。父亲不说话，双手接过书，含泪进了屋，半天没出来。
老舍先生的两本书中，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作《今天为什么没有写》。有一天，老舍不知为什么一整天没有写东西，总觉得是个心事，半夜醒来，又连忙穿衣起床，写了一篇《今天为什么没写》的文章。结果那天他还是写了。老舍的一生，坚持每天上午写作四个小时，老舍对父亲说：“剑秋，上午你千万不要过来，我要写东西，下午或者晚上，欢迎你每天都来。”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以老舍先生这种孜孜不倦、勤奋笔耕的治学精神激励自己。
恩师与爱书
父母都是读过书的人。母亲毕业于湖南长沙女子衡翠职业学校，是校长王季范（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和老师）的爱徒，毕业后做过老师。该校的刺绣科和美术科全省出名，为湖南女子教育独树一帜。父亲读过多年私塾，后一直坚持自学，也算是有文化的青年人。母亲时常怀念恩师王季范。王季范是校长，但更是教育家、画家。他画的“松鹤图”让母亲绣，绣好后，王季范把与母亲共同完成的湘绣“松鹤图”60块大洋卖给一个英国人，英国人转手600块大洋卖给了一个美国人。王季范校长把60块大洋全给了母亲，母亲不要，王季范亲切地说：“杏丫仔，这是你绣的，应该全给你。”88岁的王季范1972年去世，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王季范的生平事迹，当我拿着报纸给母亲看时，母亲只说了一句话：“恩师比教我时胖了！”然后转过头就哭了……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我们并不富裕的家，还是难逃被抄家的噩运。造反派翻了半天，翻出了高一班主任刘法珠老师送给我的一本文艺评论集，是李希凡先生写的《中国古典小说人物艺术形象分析》。一位造反派头目说，有“古”字，肯定是大毒草。还翻出了母亲一生最爱看的《红楼梦》。外祖父走得早，母亲自幼在她舅舅曾约恂（曾国藩家族的人）家长大，同林黛玉的命运有相似之处，所以她最喜欢读《红楼梦》。父亲一生酷爱读书，最爱读的是鲁迅、老舍、毛泽东的著作。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他曾读过三遍。那时，老舍先生被迫害得熬不住，刚跳湖自杀了。按照当时造反派的逻辑推理，自杀就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就是现行反革命，反革命写的书当然要抄了。这本《骆驼祥子》是老舍先生签名送给父亲的。可惜这本珍贵的书连同《红楼梦》，还有李希凡先生的《中国古典文学文论集》等书，被他们当场烧掉了。临走时还摔碎了母亲的陪嫁——一个祖传的造型精美的花瓶。
借书南阳湖
高中毕业，我有幸到南阳湖中一个叫朱杨庄的小岛上教书。我教的是几个年级同在一个教室上课的复试班，成了名副其实的孩子王。一年后，由于缺少老师，我独自一人办初中部，语文、数学、历史，一个人全负责。几年后，七八个学生的初中班，竟然有6人考上了高中。
或许是接受了父母爱读书的遗传，我也到处找书读。在朱杨庄，我认识一个叫李心忠的初中生，他经常到学校找我闲谈、求教。渐渐地，我们成了文朋诗友。一天，他从一个藏书多的亲戚家弄来了几十本古典书，全抱到学校借给我看。我真是高兴极了，夜以继日地读起来。这批书中有《吕氏春秋》《战国策》《东周列国志》《楚辞》《先秦文学史》《两汉文学史》《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凌濛初的《二拍》，冯梦龙的《三言》，还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萧红的《生死场》，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还有《五四运动文选》等。这些书，有些书，我读完，他干脆送给了我。我把《五四运动文选》当作语文课本一样学习阅读，一遍遍地读，一遍遍领会。我曾经在学校的教室后边，面对时而清波潋滟、时而惊涛骇浪的湖水，大声朗读屈原的“离骚”。李大钊的“察今”，陈独秀的“敬告青年”，许多重点段略至今会背。特别是李大钊的“察今”,昨天是过去的今天，明天是还没有到来的今天，抓住了今天，就抓住了一切，年轻人必须珍惜今天，抓住当下。当然在南阳湖中长达四年的教书生涯，我还阅读了一批中外文学名著。同时我还手抄了《现代汉语》词典中的两个字的词汇和四个字的成语。这段时间的借书读书是我最大的收获。
我还借过一个家住沙河崖村彭姓青年的一些草版书。彭的曾祖父是清末的举人，家中很有些藏书。他借给我的书中有《千字文》、《百家姓》、《杂字本》、《左传》、《史记》，还有四卷本的《古文观止》。在我还书时，他大大方方地把《古文观止》送给了我。正是这一批书，奠定了我古典文学的基础。
买书谷亭镇
在南阳湖教书的日子里，一到星期天，我总要去鱼台县城谷亭买粮、买菜、购置日用品。一天，我怀揣着5元钱去买大米。当朝霞映照在南阳湖上时，我划着小船，驶向湖西大堤。6里水路，半个小时就划到了。上了大堤，直奔12里路外的谷亭镇。像往常一样，先在书店泡上一个多小时，再去买东西、办事情。书店的营业员都认识我，打完招呼，就向我介绍新书。那天，我刚进书店，营业员老孟就高兴地说：“李老师，书店来了《中国文学史》，只进了两套，一套让县文化馆买去了，还有一套特意留给你的，不知你要不要。”
因为我学的是俄语，上个星期天，我曾买了本《俄汉词典》。老孟说，这本词典摆在书架上多年了，无人问津，尘土都快一铜钱厚了。老孟知道我是个爱书的人，再进好书，就给我留着。
当老孟双手把《中国文学史》捧给我时，我接书的手都有些颤抖。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书，买了几次都没买到！我付了书钱，还剩下1.07元。大米也不买了，直奔小酒馆，要了二两白酒，一仰脖，倒进肚子，。一出县城，我就边走边看，踉踉跄跄，直奔南阳湖中的学校。
以后的日子，我又买了许多许多的书，但惟独那次买书的经历，记得最为清楚，也最为难忘。
读书山水间
大运河流经微山湖的一段，其实是河湖交融。在南阳湖教书的几年，我用拼命工作、埋头苦读装填苦闷的心境。面对命运的捉弄，我悲观、愤懑过。多少个失眠的漫漫长夜，我独守泥屋，伴着孤灯，读着屈原的《离骚》：“纷吾既有此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人那哀婉、凄凉、孤愤的吟唱，引起我无言的共鸣。即便在疾病期间，只要烧退了，缓过劲来，头脑清醒时，仍然坚持给学生上课，坚持读书、写作。
此后，我生命的风帆又兜满高原的风，在“山多不长草，风刮石头跑，一部三喘气，四季穿棉袄”的日喀则，我举起右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年的援藏工作期间，我除了吃饭，剩下的钱全买了书，还自费订了十几种文学报刊。在日喀则文教局做秘书工作的一年中，我还手抄了《西藏志》和《西藏文学概况》的部分内容。两年的援藏期间，我在《民间文学》《西藏日报》《西藏文学》等报刊发表文章几十篇，还执笔撰写了“日喀则教育调整报告”“日喀则农牧民对生产责任制意见的考察报告”，为我今后的繁重文字工作，包括编书、写书、写文章，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基础。
年逾古稀，我还在山东运河文化研究中心工作，负责编辑《运河研究》，参与每年一次的运河高端论坛的筹备工作。笔耕不辍、壮心不已，生命不息，读写不止。
作者简介：
李金陵：省委原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教授级编审，山东舜源书画艺术院院长，全国党史系统先进工作者、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山东运河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专家组副组长、《大运河词典（山东卷）》副主编、《运河研究》主编、《山东运河文化丛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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