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大帝李世民

试想，一个偶然间翻阅医书，看到人的五脏肺腑全系于背，就即刻下令以后鞭笞犯人不得打人后背的君主，一个“如果天下之民能够做到父慈子孝，夫妻和睦”，引为自己最大快乐的君主，一个自古贵华夏而贱夷狄，而他却是皆视为赤子的君主，该是拥有怎样的襟怀！在那个时代，又是多么的不可思议。而它却是真实的发生在了李世民的身上。倘若用现在时髦的字眼来形容，他执政的出发点，具有广泛的人民性。作为一个化国为家的封建帝王，用不着做秀，这一切相信出自他的本意，故而也就决定了他的历史地位——千古一帝。

我们称他为千古一帝，并不仅仅是他开创了史上最为清平的贞观之治，而在于他身上所闪耀出的民本主义的光芒。这在千年之前，简直不可思议。倘若心里不时时装有天下兆民，绝不会偶翻医书，就马上联想到不得笞囚后背的念头。宪宗之时，李恒曾与宰臣们议论，大唐何以屡遭大难，而皆能化险为夷时，宰相权德舆道出了其中的奥秘：太宗《明堂针灸》，使万民念念不忘，以至于今，民心在唐。说这话时，已是距太宗在世，已达一百八十余年了。即便是僖宗之时，黄巢的大军已入长安，凤翔节度使郑畋，之所以依旧坚定拥立大唐的信心，也在于他看到大唐尚不失民心的情状。李世民的历史地位，应该放在一个更为广阔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评述。从他的前瞻性、人民性作为切入点，纵横比较，方能准确地把握评价的尺度。对于目下有关太宗世民评价的文章，确有值得商榷之处。由于个人才识所限，尽管感觉强烈，却苦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表述方式和参照。我一直认为，李世民是中国封建史上最伟大的君主，而不是之一。这自是需要强有力的证据和史料来支持。而相关的记载，俯首即是，只是需要筛选，可惜我不行，我自身缺少的就是史识。

后期的李世民，并非单是年龄大了的问题，而是人性中的弱点的暴露而已。在取得的巨大的成绩面前的沾沾自喜，极易使人产生骄傲的情绪。太宗也不列外。这种情绪的滋生，有利也有弊，弊大于利。利的一面，就是自己对于自己充满了自信，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倘然连自己对自己都失去了信心，何以鼓舞朝廷上下的人们无条件的执行你的大政方针。而弊端就是，过于自信，听不得不同的意见了，刚愎自用，决策的危险系数就成倍的增长了。这对于一个君主，是非常危险的。贞观十年之后，李世民的这种倾向就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而与此同时，他的身体状况也急剧的恶化。这从如下的两个事例中可以窥见。长孙皇后病死于贞观十一年，弥留之际，她曾说过这样的话：陛下身体不好，我便将毒药随身携带，万一陛下有所不测，我也将仰药自尽，怕有日后的吕后之祸。长孙皇后是史上少见的贤惠皇后，从她的话中，我们知道，李世民的健康实在令人堪忧。晚年的他，应是强撑病体临朝执政。

由于疾病的困扰，自是会影响他对事情的判断，使得他的英明大打折扣。要不，就很难理解他的晚年的决意东征。关于东征高丽，他遇到的几乎是一片的反对之声。房玄龄临终所上的最后一道表章，就是谏止东征。他一意孤行，终于以大败而告终。他去世时享年五十二岁，正是一个男人生命的黄金时期，而他却是过早的陨落了。他服用的婆罗门所合的长生不老药，应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是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大唐朝廷对此讳莫如深。这就是历史的局限。诚如今天，有人打着祖传秘方的幌子，大卖驻颜养生之方，还是有不少的人争相购买——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万一是真的呢？自己不是错过了一次机会了吗！我们中国人历来相信，一切皆有可能。基于这样的理念，也许成就了某些人，同时也害了更多的人。太宗世民当是受害者。

太宗痴迷道家，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源于一次与玄学大师成玄英的对话。当时太宗请教玄学大师成玄英《老子》中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怎么讲。成玄英做了这样的阐释：玄之又玄，是重玄。就是欲望过盛之人，粘滞于有，没有欲望之人，又沉溺于无。这两种情况都是执迷不悟，故而老子又提出了另一个“玄”字，用来排除对有和无的执著，但为了防止学道之人，对玄也产生了执念，因而又道出了另一个玄字，以来消除这个弊端。如此，学道之人不仅不会对有和无产生执着，而且对于这种不执着的心态也不执着，故而谓之曰排遣再排遣，亦即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成玄英的这番解释，深惬太宗的心意，他认定了道家的妙用，足可治国。

其实将道教列为国教，并作为治国方略的是大汉的文帝，由此开创了我国封建史上的第一个盛世。窦太后之所以执意维护道家在大汉的一统地位，因为她亲身经历了文景之治的全过程，真切的体验到了道教治国的无穷妙用，致使汉武帝的尊儒方略迟迟不能推行。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在农耕文明时代，有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诚然，贞观之治的巨大成功，绝非一个无为而治所能解释的了的，但不可否认，道教在其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对于道家的执著，对于大唐君主李世民也带来了一个致命的副作用——大量吞食丹药，严重危害了他的健康。丹药的另一个副作用，就是使人极度的焦渴烦躁，这对于一个执掌天下的君主而言，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即便如此，他仍以其超人的毅力，保持着头脑的清醒，严防小人温柔毒药的侵蚀。对待小人的方式很简单，直接戳穿，不留情面。代州都督刘兰成因谋反之罪，处以腰斩。右武侯将军丘行恭，竟然将刘兰成的心掏出来吃掉了，以显示自己对乱臣贼子的极度愤恨。太宗对此表示了一脸的鄙夷，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对丘行恭大加训斥：“兰成谋反，国有常刑，何至于是！若以为忠孝，则太子诸王先食之矣，岂至卿也！”语气中所含的讥嗤与不屑，令这位小人汗流浃背，伏地叩首，恨不得找个地逢钻进去。尽管如此，丹药还是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太宗生前是反对厚葬的。贞观十年，皇后长孙氏去世，葬入昭陵。当时长孙皇后的随葬品当是极为简朴的。汉朝的张遂之劝诫文帝的话，对他颇有启发——死者无终极，王朝有兴替。墓中倘有可欲之物，锢南山犹有缝隙可寻。太宗下令，皇后随葬之品从简。在那个视死如生的年代，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太宗驾崩后，他的儿子高宗，全然违背了其父的遗训，厚敛其父。其实，作为大唐享有崇高威望的君主，倘然薄葬，大唐的朝臣不答应，天下万民也不会答应。正如毛主席，生前决不会想到将自己安葬在天安门广场，后来的一切，已是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了。

二百五十多年后，华原大盗温韬（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还有论及），将唐家的陵墓发掘殆遍，其中就有昭陵。太宗生前的担心，终为现实。这些珍玩字画，自是数之不清，全部收入了温韬的囊中。后来，他又投奔了后唐庄宗的麾下，买通了爱财如命的或者说是要钱不要命的刘皇后，还是官复原职，依旧的华原节度使。他所送之物，当是金银珠宝为主，这娘们素质极低，不懂得字画或者秘本的价值（据说，《兰亭集序》是做了太宗的随葬品埋入昭陵的。我总是有种不祥的预感，《兰亭集序》很有可能毁于目不识丁的兵士之手）。那些眼光短浅的君主们的陵寝，为后来的温韬备足了资财，岂不悲也哉！

唐亡后，帝王们的陵寝被肆无忌惮的发掘，倒是警醒了五代十国中的另一个帝王，郭威。他是后周的开国之主。他自是清楚太宗世民的遗训，也清楚后世子孙不可能尊重自己的遗愿，于是，自知来日无多的他，对后人谆谆告诫：“昔吾西征，见唐十八陵无不发掘者，此无他，唯多藏金玉故也。我死，当衣以纸衣，敛以瓦棺，速营葬，勿久留宫中。圹中勿用石，以躄代之。工人徒役皆私雇，勿以烦民。葬毕，募近陵民三十户，蠲其杂役，使之守视。勿修下宫，勿置守陵宫人，勿作石羊、虎、人、马。唯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俭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嗣天子不敢违也。汝或吾违，吾不福汝！”周王郭威目睹的唐十八陵的遭遇，何其的触目惊心，几乎成了他身后的梦魇。他的遗嘱对于后人都带有了胁迫的味道，“汝或吾违，吾不福汝”！其实他想的还是不长远，倘于今日，单是他的名头，就使得埋葬他的瓦棺，具有了考古的价值，最后还是免不了发掘出来，以作考证。倒不如时下所盛行的，一把火烧了，将骨灰撒了，来得干净利索。倘然真的立下了不朽的功业，并不影响后人的追念祭奠，何苦留下这累赘之物！周恩来、邓小平真正称得上伟人，他们便有如此的远见，骨灰都不曾留下，真伟丈夫也！

拉拉杂杂，甚至有些重复唠叨的一再叙写大唐太宗，本意是想尽其可能的将其形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表述，将其波澜壮阔的一生有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充分展示，可惜，由于我的笔力、才力和能力所限，意念中的东西，并不能准确无遗的流泻于笔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个人先天不足所致。我在惋惜太宗世民过早离世的同时，还不免为之庆幸，倘若天再徦以数年的阳寿，也许会重蹈许多帝王晚年通有的毛病：盲目的自信和过度的专权，也许会败坏了早年的良好形象。诚如玄宗，倘然六十岁左右就撒手人寰，青史上的一笔该是何等的辉煌。历史总有遗憾。人都有缺陷，再伟大的人物概莫能外。

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之所以将他们的功过是非一再的再现于纸上，或者是搬上银幕舞台，用意无非是让后人从中汲取教训，以期少走弯路，少犯同类的错误。有些甚至放大了情节，不仅仅是为了博人眼球，更多的是要人们引起注意，以便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不仅只是体现在治国上。能参与治国的人，普天之下能有几人？主要的还是修身治家，不是平天下。老子说过了的，治大国如烹小鲜，反过来，烹小鲜如治大国，道理相同。人人皆可为尧舜，这话是对的。说的是人人都可以具有尧舜一样的道德品质，这是任何一个人经过努力都可以做到的。明朝王阳明先生的“心学”的主张，我大体上赞同，满街都是圣人。只要用心去感悟、体味，擦拭去蒙在心灵的污垢，就会产生“心如明镜台”的效果。这本是大唐高僧神秀禅师的偈语，其间蕴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成分，大约也予以了明朝王阳明先生一定的启示，使得其心学的内涵更其丰富、完善。

学习帝王身上优秀的地方，（注意，我没有用品质一词）不是想做帝王，而是学做人，做一个有修养有内涵的人。由此，我们对于大唐太宗世民的崇拜，并非掺杂了什么野心，而是为了弥补我们自身的一些缺陷。“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适用的。他的以古为鉴，以人为鉴的话语，至今还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予后人以启迪。从这个角度来阅读历史，参悟大唐，便多些了平民做人的成分，少了些帝王的心术，或者是为人处世的权诈机变。历史这面镜子，人人皆可去观照，他不属于任何人的专利。

对于大唐的贞观之朝和开元盛世，我们从内心充满了向往。近来我时时在想，那该是一幅怎样的场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唐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足感又当如何，为我们后人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隐约也有具体可感的实际——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行人万里不挟粮，取给于途。当下的世界上的国度，也没有一个达到如此的高度。这就很是值得我们骄傲了，可作为我们民族复兴的范本。

太宗有着很浓的人情味，有时甚至为之坏法。党仁弘是大唐贞观年间的老人，曾追随高祖李渊晋阳起兵。他行事干练，屡立大功。战事频仍年代，他负责后勤保障，从未耽搁了大军的衣食住行。后来做过几个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执政名声很好，深为当地百姓所称道。他于广州都督任上致仕，为人揭发，贪污公款数百万，依律当斩。太宗世民心中老大不忍。他召集群臣，就此廷议。他不无惭愧，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朕理天下，受命于天。我是代天行事。党仁弘犯法，理当受到天谴，处以极刑。我不忍白发之人，又屡有大功的晋阳功臣，就这样的死去，想听听诸位爱卿的意见，可否能赦免了他！大约是廷议结果没达到太宗的理想，要知道，贞观朝的直臣颇多，反对的声音应是占了上风。

无奈之下，会议的范围扩大到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员。他再次提出了赦免党仁弘的问题，请大家讨论，并说出如下的话：由于我的私心，未能尽显天意，我当向天请罪，于南郊藁席三日，以赎朕罪。话说至此，房玄龄等人再也坐不住了，纷纷回应：法是陛下所立，赦与不赦在于君王一念之间，无需向什么人解释，更无须向天谢罪。太宗自是不答应，依旧的坚持去南郊谢罪，真的从早到晚，跪了一天。群臣再三跪请，方才回转内廷。死罪已免，活罪难恕。党仁弘贬为庶民，放归田园。这也算作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了。对于一个贪官，这是最好的结局了。大唐王朝对于贪官污吏的惩治力度，是相当严厉的，党仁弘算是个例外。不过，在此事件的处理上，给人的感觉并不认为是枉法，反倒对他这个决定觉得很有人情味。

什么事情都一断于法，易于产生苛政、暴政。这也是秦和隋历二世而亡给后人的一点启示。法不是冷冰冰的，应该也有温度。说不尽的大唐，说不尽的太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