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两大贤

书写至此，我们就不能不关注一下房玄龄了。他是最早追随世民的功臣之一，二十四凌烟阁功臣中的第一个。大唐的名相，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

他是大唐开国元勋之一。李世民封赏功臣，房玄龄功推第一。当时场景颇为热闹，陈叔达口唱名单时，那些为开创大唐出生入死的将军们“咸自矜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画地”纷纷表功不服。淮安王李神通，更是公然出列，指斥房玄龄：我是晋阳举义功臣，久经大阵，九死一生，而功在房玄龄之下，臣不服。一片喧嚣。等到人声渐息，李世民轻咳一声，他定定地盯了李神通片刻，徐徐而言“义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虽率兵来，未尝身履行阵。山东未定，受委专征，窦建德南侵，叔父全军覆没，沦为俘虏。刘黑闼反复，叔父望风而逃，现在计勋行赏，玄岭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犹如汉萧何，虽无汗马，推踪推縠，故得功居第一。叔父于国至亲，诚如所爱，必不可缘私，滥与功臣同赏。”一席话，有理有据。口服心服，李神通面红耳赤，哑口无语。李神通是谁？李世民的叔父，“众议乃息”。

房玄龄自投世民，便在世民左右。李世民能启大唐，登大宝，房玄龄功不可没。他是山东临淄人，与鄙人是一省同乡。他聪明睿智，见识不凡。在大隋鼎盛时期，他便已预感到了潜在的危机。当时，大隋灭掉陈国，最终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举国欢庆。房玄龄却对父亲，时为隋朝监察御史的房彦谦道：主上（隋文帝杨坚），本无功德，以诈取天下，诸子皆骄奢不仁，必自相诛夷，今虽承平，其亡可翘足而待。这是何等的见识！当时的周易大师高孝基一见之下，惊为神人，喟然而叹：“我阅人多矣，未见如此郎者，异日必为伟器，恨不见其大成矣。”房玄龄尚未登上大唐的舞台，便被渲染的神乎其神。房谋杜断，已为成语，垂之汗青，名彪青穹。

房玄龄对大唐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了。温公司马光对其评价颇高，非常精当，非我辈笔力可及，兹录如下：“（玄岭）明达吏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唯恐一物所失。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与杜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至于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上每与玄岭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定决。及如晦至，卒用玄岭之策。盖玄岭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循国，故唐世称贤相者，推房杜焉。玄岭虽蒙宠待，或以事被遣，辄累日诣朝堂，稽颡请罪，恐惧若无所容。”大智大慧者，大都善于趋避，毕竟是身家性命，马虎不得。玄岭如此，在后面的章节中出现的李勣也是如此。这种人，也应该予以尊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自己一个人尚可，倘若一家老小相伴而行，那就另当别论了。房玄龄善于趋避的性格，世民知之甚深，为此，他才强行阅览了实录。他知道房玄龄不会如魏征那般，抵死不从。他得逞了。李世民对房玄龄的信任，也可说是无以复加，无人能比。

贞观十九年，太宗御驾亲征高丽，命玄岭留守长安，令其“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有人诬告玄岭，玄岭驿送行在。太宗腰斩谋告者，玺书责备玄岭不能自信，“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终贞观一世，房玄龄可以算得上宠遇优渥，咸有人比。置身于大唐的朝廷之上，居于相位多年，而屹立不倒，这不仅需要的是智慧，更多的是其高贵的人品感召。要知道贞观一朝，包容了多少的人杰！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房玄龄深以为戒。每有谴责，愧谢不已，哪里像个开国的功臣，连皇后都觉过意不去。李世民就曾说过这样的话：贞观之前，玄岭功高至伟，贞观之后，魏征功推第一。隐约表达了对房玄龄明哲保身的不满。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刻，方才显现出一代名臣的铮铮风骨，他临终的遗言，便是力谏太宗的东征。病榻上，奄奄一息的他，对儿子们殷殷叮嘱：“我受皇上厚恩，不能不报。现在天下无事，只是皇上执意东征高丽，群臣莫敢谏言，我深知其害而不言，是为不忠。”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草书表章，情恳意切，“陛下向来决一死囚，必令三覆五奏，进素膳，止音乐，重惜人命啊，如今却驱使无辜的士兵，自蹈波涛，委之锋刃之下，使他们肝脑涂地，难道就不痛惜了吗？假使高丽违失臣节，侵扰我大唐的百姓，或者日后会成为我大唐的心腹之患，诛之灭之可也，就目前来看，并无这些可能，只是，内为了报炀帝伐高丽未成之仇，外为新罗之请，贸然出兵，得不偿失。”此表的末句沉痛哀婉，催人泪下“臣旦夕入土，倘蒙录此哀鸣，死且不朽。”太宗览表，情不能禁，他饱含深情地对高阳公主道（世民之女，房玄龄的儿媳）：玄岭病重如此，尚且为国担忧。即刻发驾探视，“握手与诀，悲不自胜”。继而，一代名相，溘然长逝。时于贞观二十三年。

就在这一年里，大唐的这对明君贤臣，依次鞠躬谢幕。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即将结束。再伟大的人物，最后的结局，无一例外的都将躺进地母宽厚仁慈的怀抱里，长眠。

有时我想，历代对太宗为政的评价未免太高了，有过誉之嫌。但细细一想，却也有其道理。可与共苦，不可同甘，这几乎成了套在历代君臣头上的魔咒，挥之不去。太平年间，也只有魏征这样的人敢于在朝堂之上，一人之谔谔。这也正是魏征人品贵重之处。贞观十二年三月的一天，因为有皇孙诞生，太宗大宴在京五品以上官员于东宫。太宗兴致颇高，侃侃而谈：贞观之前从朕经营天下，玄岭之功，贞观以来，绳㒆纠缪，魏征之功。当下，各赐佩刀一把。太宗余兴未尽，面对魏征：“朕政事何如往年？”我现在执政的状态，与往年相比，有什么不同。魏征不假思索：威望功德远远高于贞观之初，但是臣下对您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拥戴，却大大不如从前。这是什么话，不论哪个朝代，以这种口气对最高领袖说话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太宗拉长了脸：有什么不同，不妨说出来，也好让文武百官听听。

魏征视若无睹，侃侃而谈：贞观之初，陛下唯恐臣下不进直言，大加鼓励，有益的地方欣然接纳。现在，虽然也有谏言接纳，表现的很勉强、不情愿。这就是最大的不同之处。“举个例子吧。”太宗不无愠色。“昔日陛下要杀元律师，孙伏伽以为法不当死，您把价值百万的兰陵公主的园子赏给了他，有人以为赏赐过重，陛下说，我即位以来，还没有听到过孙伏伽这样的直言，故作此赏，旨在鼓励臣下知无不言。近日，皇甫德参书谏停修洛阳行宫，陛下一度大怒，最后在臣下的劝谏之下，才免于处分，虽然停修，也只是勉强而已。”太宗不能不为之叹服“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一次，房玄龄问到了现东门所营何事。惹得太宗老大不高兴：你是宰相，管的是天下大事，东门外盖个小殿，也需你宰相过问？房玄龄竟然连连谢罪。魏征在一旁冷冷发问：天下何事不是宰相能过问的？我不明白房玄龄因何谢罪！太宗只好讪讪一笑：魏征言之有理啊！这也是魏征与房玄龄最大的不同。两人性格各异，但殊途同归，为大唐的贞观之治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各自卓绝的贡献。

也是该年，世民、魏征、房玄龄君臣三个有过一次这样的对话。“帝王创业与守成，哪个更难？”玄岭答：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使他们一一臣服，创业难。魏征答：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太宗作总结如下：玄岭与我共取天下，九死一生，深知创业不易。魏征与我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创业之难，已成既往，守成之难，才刚刚开始，愿我们君臣慎终如始，共勉之吧。这段精彩的君臣对话，给了后来的清人吴敬梓以灵感，他的著名的警句：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大约就源出于此。由此可以看出这两个人所持的角度不同，治国的理念有所不同而已。他们都是贞观的功臣，少了任何一个，贞观朝都将为之逊色不少。

房玄龄较之魏征，性格更为谨慎收敛。后期，他官拜太子少师加左仆射。身居相位十五年，中男娶世民之女高阳公主，女嫁韩王为妃，“深畏满盈”，上表请解机务。世民不许。他一再上表，“诏断表”，不再受理他的请辞表章了。作为太子少师，太子承乾对他礼遇有加，设仪卫待之，玄岭惶恐，不敢谒见。位高权重的房玄龄，在太宗朝，贞观间，可谓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故而，善始善终，永享天年。造化弄人。精于算计者，终为历史算计。玄岭一个，李勣也算一个。在他们身后数年之间，便有不肖儿孙出现，将他们生前的所有的精心谋划，毁于旦夕，乃至于再后来的大唐朝廷之上，他们的后代再也没有出类拔萃的人物出现，他们高贵的家族徽记从此消逝。

倒是魏征的后裔屡现大唐的历史，以至于时有闪烁，光耀门庭。李氏皇室对于魏家的追念感激，历数十代而不衰。尽管贞观末期，太宗一度对已去世的魏征大为不满，终止了业已许配给其子叔玉与衡山公主的婚约，拉倒了他为魏征亲撰的碑刻。东征失利，痛定思痛，他不由怀念起魏征，倘若魏征在世，定当以死相谏，也绝不会坐视他的一意孤行。从高丽返回的路上，他便迫不及待的召见了魏征的遗孀和儿子，表达了他的思念之情和歉意。魏征的碑刻，倒而复立。

百余年后，已是宪宗李纯当政的元和年间，魏征的曾孙魏稠不善经营，穷困潦倒，以至以两千万钱买掉了魏征传下来的郑公府。消息一出，舆论大哗。郑公府已不属于魏姓一家所有，它是清廉公正的象征，是大唐的光荣！魏征后人潦倒如此，是大唐之羞，万民之羞！时于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平卢节度使李师道请以私钱赎回。翰林学士，大名鼎鼎的白居易为之慷慨陈词，上书朝廷“事关急切，宜出朝廷，师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钱赎还后嗣。”宪宗诏下：官钱赎还，仍禁典卖。魏征已于太宗李世民一起，成为大唐一道永不消逝的风景。

大约二百年后，太和年间，文宗李昂在位，他的后人的名字再次出现——魏谟，官拜起居舍人，专管记录皇帝的言行。甘露之变后的文宗，多么希望再出个魏征似的人物，以其凛凛正气，震慑宦竖群小，一挽颓风，恢复朝廷的尊严。他诏令魏谟献上其祖魏征当年用过的朝笏。时为宰相的郑覃一语中的“在人不在笏”。颓风已成，时光不再。当时的朝廷，已不再是贞观时的朝廷，没了世民那样的帝王，也就没有了魏征那样的诤臣。文宗只好讪讪而言“亦甘棠之比也。”

次年，也就是公元839年，文宗仿其祖太宗，也要一观《起居注》。魏谟当即拒绝：“记注兼书善恶，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为善，不必观史！”意思是：起居注所记皇帝的言行，有善有恶，以此儆戒人君，您尽管尽力做善事，不必看史书。文宗李昂道：过去我已看过了。魏谟敛衽正色：这是前任史官的过错。如果陛下自观史，史官必然有所避讳，如此一来，还怎么取信于后人呢？！文宗无奈，怏怏而回。魏谟，乃祖风骨俨然。

大中三年，素有小太宗之称的李忱在位。魏谟的名字再次出现，他此时的身份是判户部、同平章事，宰相兼财长。当时宣宗春秋已高，而太子之位依然空着，悬而未决。朝野不安，人心浮动。宣宗李忱对之却讳莫如深，已有几个重臣，因为在立储事情上栽了跟头，再也无人敢于进言。魏谟，又是老魏家的人，站在了朝廷的丹墀之下：今天下无事，应早立储君，以使正人君子辅佐。今迟迟不定，人心不安，臣思虑再三，斗胆上言。史载，“且泣”，哭了。时人重之。遗风懿教，流布百年。正人之家，历数代而不衰，这是历史对直臣的馈赠。

房玄龄的身份地位在贞观一朝，较之魏征有过之而无不及。两人性格迥异，一个圆滑，一个耿直。房玄龄身后五年，他的自谓可以传之百代的苦心和经营，化作了泡影。短短五年，偌大的家族便灰飞烟灭。其中子房遗爱所娶是太宗皇帝的嫡女高阳公主。高阳公主乃一不良之人。房玄龄去世不久，高阳公主便唆使房遗爱与其兄房遗直分家财，房遗直因之上书太宗，太宗大怒，狠狠痛斥了公主一顿，由此，高阳失去了父亲的宠爱。继而发生的一件事，大大震惊了太宗。御史审讯一盗窃案，盗贼称从一个名叫辩机的和尚处，窃得只有宫中才有的宝枕。审讯的结果出人意料，原来该枕为高阳公主所赠。案情渐明，公主与辩机私通已久，前后赠与无算。太宗怒不可遏，腰斩辩机，诛杀高阳身边侍女数十人。太宗驾崩，高阳竟然面无“戚容”。

高宗即位，公主自认失去了约束，肆无忌惮，再起事端。再次唆使房遗爱与其兄诉诸公堂。高宗派人调查的结果是：高阳私招僧人智助等数人淫乱，又指使掖庭令陈玄运私传后宫消息。高宗大为不悦，将房家两兄弟贬出京城。高阳公主还不善罢甘休，又要谋黜房遗直，夺其封爵，并诬告遗直对己无礼。为了自保，房遗直上书朝廷：遗直和公主勾结驸马薛万彻、柴令武等人谋图不轨，欲推荆王元景为帝！末云：“罪盈恶稔，恐累臣私门”。惊天大案，举朝惊悚！谋逆可是重罪，灭门之罪！主审此案的是长孙无忌，当朝元舅，高宗李治的嫡亲娘舅。为巩固亲政不久的外甥的至高无上地位，他早就想找个机会清除异己，整肃朝纲。天赐良机，千载难逢。老道的长孙无忌，紧急抓住这个转瞬即逝的机会，事态开始不可逆转的扩大。

平心而论，今日就我们看来，这个所谓的谋逆集团，只是几个失意者抱团取暖，发发牢骚，成立的一个小沙龙而已，并无什么大志野心，更谈不上谋权篡位了。他们个个背景了得，清一色的皇亲国戚：荆王元景（高宗李治的叔父）、吴王李恪（高宗李治的兄长）、薛万彻，娶太宗女丹阳公主，贞观朝著名战将，与李勣、李道宗并称大唐三大战神。柴令武，晋阳举义的老驸马柴绍与巴陵公主的儿子，在太宗朝是说一不二的主儿。长孙无忌双目灼灼，鼻翼一鼓一鼓，他大开杀戒，一个不留，一个个曾为万人敬仰的名字，一一从大唐的史册上抹掉。

我想，以房玄龄的智慧和处事之道，断不至于因为一个不良公主的胡闹，而家破人亡，应该有着更深一层的历史渊源。我个人揣测，这应与他夫人有些关联。房玄龄惧内，在贞观朝是个公开的秘密，他有一个妒性十足而又性情十分刚烈的夫人。

据史载，房玄龄尚不得第之时，生了一场大病，几近垂危，他与年轻的夫人诀别：我走后，你大可嫁人，别苦了自己。夫人姓卢。孰料，卢夫人走进房里，自抉一目，明无他意，以表节操。这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啊！房玄龄病愈后，礼之终生。但她也以同样的心态要求玄岭。晚年的玄岭，身为宰相，位列司空，太宗觉得无以为赏，就赐了几个宫女给他做妾。卢夫人断然拒绝。皇命所赐，不从！太宗只好派皇后去当说客：你和司空年已近暮，都是到了有人照顾的年纪了。叫几个宫女替你侍候司空，也是陛下的一点心意。说破嘴皮，卢夫人执意不肯。长孙皇后只好怏怏而回。太宗大怒，敕令：不妒而生，还是宁妒而死？中使宣旨已毕，怀抱毒酒一瓯。“妾，宁妒而死。”说罢，抢过毒酒一饮而尽。当然，瓶中只是宫中的佳酿而已，那里有毒？太宗面对如此烈妇，也不由发出一声浩叹：莫说玄岭惧内，就朕见了也无可奈何啊！由此可以推想玄岭在家中的地位。孩子们的教育应该是由夫人主导。

大凡刚烈的悍妇，舐犊之情又异于常人，后来，他们的两个儿子房遗爱和房遗直之间的水火不容，除却不良的高阳公主调拨之外，与卢夫人年轻时的溺爱纵容应该不无关系。倘不，也不会给长孙无忌提供这样的机会。我这纯是杜撰臆测，也是有些为贤者讳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