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读《贞观政要》，有关唐王李世民的言行，大有似曾相识之感，细细回味，与如今的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言行，何其乃尔。这种说法不尽贴切，姑且以此来拟比我最初的感受。大唐延续一百八十二年后，太宗的曾曾孙宪宗在与宰臣们廷议时，有如此一问，“为政宽猛何先？”时为同平章事的权德舆做如下回答“秦以惨刻而亡，汉以宽大为兴，太宗观明堂书，禁抶人背，是故安史以来，屡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自亡，由祖宗仁政结于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宽猛之先后可见矣。”
即便在大唐的晚期，挽歌业已响起，大唐长安的宫苑里，太极大殿的丹墀上，黄巢吟诵着他的菊花诗时。身为凤翔节度使的郑畋之所以复兴大唐的信念坚定不移，因为看到的仍是“人不厌唐”。太宗余荫庇佑大唐近三百年，世所罕见。其实，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贞观四年的某一天，太宗世民偶翻一本名为《明堂针灸图》的养生书时，读到“人之五脏之系，咸附于背”，心有所动。当下颁敕“自今不得笞囚背”！一代帝王，情发于衷，毫无作秀之嫌。看似小事一桩，但对大唐、对万民、对后世，影响之深刻，无法估量。到了衰世之时，唐民对此仍然念念不忘，一再提及。李氏王朝的大厦，几度摇摇欲坠，终因太宗遗泽相助，总算没有坍塌，绵亘近三百年。
让我们还是回到主题上来吧，将目光投注到太宗世民及他的大臣们身上。没有李世民，就没有大唐的辉煌，若没有魏征等贤臣相助，也不会有千古一帝的李世民。我敢做如是说。
世民登基之初的武德九年，大唐败像已现，倘然再无强人力挽颓风，李氏王朝历二世而亡，不是没有可能。李世民是大隋王朝如何从烜赫一时而迅速败亡的目睹者：开皇年间所蓄积的生机与活力，仅历大业数十年，便消磨殆尽。一个蒸蒸日上的王朝，一个弦歌四起的时代，很快便陷入激烈的动荡之中，边尘频惊，乱象陡起，本如铁铸铜打的大厦，不足二十年，轰然坍塌，如同泥糊。暴起的乱民聚集起来犹如混混洪流，呼啸而来，浊浪排空，巍巍大隋王廷，转瞬之间便陷入滔天的洪水中，再也不见一点踪影。其迅其疾，令人瞠目结舌。君主刚愎自用，不恤国力，百官趋迎阿谀，自求富贵，终于酿成了亡国之祸。李世民亲眼目睹。
他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日后，他在魏征百年后的这句感慨，何尝不是大隋之亡，在他内心深处的折射。李世民坚定一个信念，全新的王朝就应该有一个全新的气象，令万古敬仰，百世追慕的气象。首要的，便是帝王的气象！包容四海的胸襟，雄视千古的气势，超迈古今的气度，百折不挠的意志，稳如磐石的定力，为达目的虽九死而不悔的韧性，这些优点集于一人之身，此人，何事不成，何业不兴！身为大唐之主的李世民的身上，便荟萃了如上优点，他成就的是一个王朝，惠及的是天下兆民，惠泽的将是后世万代。
大唐之兴，功在世民，也在其臣。看看他身边的群臣吧，魏征、王珪、萧瑀、封德彝、马周、李靖、李勣、尉迟敬德、长孙无忌等等，这些济济于大唐朝廷的当世俊杰，来自四面八方，或者说来自不同的阵营。在李世民人格魅力的感召下，拱卫在他的周围，以各自卓尔不群的过人才华，共同造就了万古颂扬的“贞观之治”。
贞观七年正月，李世民大宴三品以上官员，酒酣耳热之际，为助酒兴，更是为了颂扬世民的文治武功，当廷奏起了《七德舞》，其舞，诚如当今的《长征组歌》。太常卿萧瑀上言：《七德舞》形容圣功，有所未尽，请写刘武周、薛仁果、窦建德、王世充等擒获之状。李世民回答如下：他们也都是当世英雄，今天在座的臣子，有许多曾北面事之，让他们看到昔日的主子的如此情状，能不伤心？免了吧。这就是帝王的胸襟，包容四海又体谅备至。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为了大唐是尽了死力的。
贞观一朝名头最大，影响深远的当数魏征，至于今天仍然为人们广泛传颂。贞观朝所散发出的万丈光华，其中便有他最亮的一束。史载，魏征貌不过中人，而脾性、才气却迥异他人。对于唐王世民，直言不讳，犯颜强谏。敢逆揭龙鳞的也只有他。太宗本就天生神采，令人不可仰视。唯有魏征，无所畏惧，镋言直语，帝威亦为之“霁”。
其实原本魏征并不属于李世民的阵营，而是完全站在他的对立面的。他年轻时做过道士，追随过李密，曾是太子建成的洗马。玄武门之变前，他力谏太子建成提前下手，除掉秦王世民。并断言，否则，祸不旋踵。可惜太子建成并未将他的话放在心里。故此，世民除掉太子建成后，当下便提审了魏征，劈头一句：“尔敢离间天家骨肉！”魏征神色不易，淡淡而言“可惜太子没有听我的劝告啊！”李世民为之心折。骨鲠之臣，忠心可嘉。这样的人放在身边，将会受益无穷。世民当下拜魏征为殿中侍御史。魏征归来，是世民之幸，大唐之幸，也是中国历史之幸，倘然在以后的《诤臣传》中少了魏征的一笔，我敢断言，中国的历史将为之逊色不少。
大唐出现一个魏征，更确切地说，因为时为天子的是李世民，才会出现魏征。这两个名字不可分割开来。贞观六年，也就是公元623年的7月，唐王世民宴近臣于丹霄殿，他们君臣间有一番对话，我们可觅出一点玄机。兹将他们君臣的原话抄录如下——长孙无忌（李世民的小舅子，在以后的章节中还会出现）曰“珪、征昔为仇雠，不谓今日得同此宴。”上曰：“珪、征尽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征每谏，我不从，我与之言辄不应，何也？”魏征对曰：“臣以为事不可，故谏，若陛下不从，而臣应之，则事遂行，故不敢应。”“且应儿复谏，庸何伤？”对曰：“昔舜戒群臣，尔无面从，退而有言。臣心知其非而口应陛下，乃面从也，岂稷契事舜之意也！”上大笑：“人言魏征举止疏慢，我视之更觉妩媚，正为此耳。”征起，拜谢曰“陛下开臣使言，故臣得尽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数犯颜色乎！”天机尽泄。倘若是隋炀帝，一顿乱棒打死，那里还有什么诤臣？谁不把自己的性命当回事？！大唐天子李世民的非凡气度造就了诤臣魏征。
有例为证。一次，太宗世民怒气冲冲回到后宫，口中愤愤道：“我须杀此田舍翁！”贤惠的长孙皇后闻听之下，大吃一惊，“为何？”“这个老帽，竟然在朝堂之上顶撞朕，让朕几乎下不了台，找个机会非杀了他不可。”接下来的一幕，很是让这位大唐天子大大的吃了一惊：皇后穿上了只有大典或者祭祀时才佩戴的正装，神态肃穆，向太宗世民行叩拜大礼。世民惊问其故。皇后正容而言“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以陛下之明故也，敢不贺！”史载：上乃悦。感谢这位聪明贤惠而又机智的长孙皇后，她巧妙地送的这顶高帽无异于一副紧箍咒，紧紧的套在了太宗世民的头上，变相约束了皇帝的任性，也保全了魏征他们一干直臣的身家性命。贞观之治，皇后长孙氏，功不可没。由此，大唐的朝廷之上诤臣又岂止一个魏征？
上文提到的王珪也是直臣一个。他与魏征一道都曾辅佑过太子建成，也曾不止一次劝诫太子除掉秦王。玄武门之变，他逃到了巂州，为唐王世民召回。李世民看重的是他的人品，拜为谏议大夫。故而才有世民如此一说“征、珪尽心所事，故我用之。”王珪果然不负众望。
贞观二年，李世民曾命太常卿祖孝孙教宫人音乐，不称旨。李世民大为不满，当廷训斥。温彦博、王珪上言“孝孙本是文雅之士，教那些本来就没有音乐天赋的宫人，就很不相宜了。现在对他横加指责，有失公允。”盛怒中的李世民，咆哮不止“我视你们为心腹，置于左右，应该忠心尽力助我，为什么附下罔上，为孝孙游说呢。”文彦博大汗淋漓，扑通下跪，口称有罪。王珪神色不变，兀立不动。“陛下责怪臣下不以忠直事君，今臣下所言，岂有私心，曲意蒙蔽陛下吗？这是陛下负臣等，非臣等负陛下。”太宗默然而罢。次日，世民不无愧意地对房玄龄说道“自古帝王纳谏实在是太难了，昨天我责怪温彦博、王珪，到现在还后悔。你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不再尽言直谏了啊。”君明臣直，令人为之拍案！
时值贞观十一年，也就是十年之后，已是礼部尚书的王珪，被世民委任为魏王李泰的师傅（李泰素有才名，颇好文学，差点成了世民的继承人，在以后的章节中，还有交待）。李世民语重心长地对李泰道“汝事珪当如事我。”可见王珪人品贵重，在太宗心目中的位置，无人能及。故此，“泰见珪辄先拜，珪亦以师道居之”。
王珪的儿子敬直娶的是南平公主。过去，公主下嫁，皆不以妇礼事公婆，王珪却说“今主上圣明，动循礼法，我受公主拜谒，不是为了自身的荣誉，而是要成国家之美。” 与其妻就席安坐，令公主执盥洗之礼。自此而后，“公主下嫁，始行妇礼，自珪始”。开此风气，王珪首功。王珪成就了贞观年间的又一种新气象。
贞观一朝，犯颜强谏者大有人在，不胜枚举。再举一个知名度不算很高，写来颇有点兴味的人物吧。此人姓张名玄素，也是投诚人员之一。他做过大隋的县尉和户曹，在隋做官便很清廉，声誉很好。窦建德打开他所做官的县城，要杀他，举城百姓为之请愿，“号泣请代其死，户曹清慎无比，大王杀之，何以劝善？”这才捡回一条命。后来辗转归唐。
贞观四年，张玄素在中书省任职，官拜给事中。时年六月，太宗敕令，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张玄素上书切谏，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洛阳未有巡幸之期而预修宫殿，非今日之急务。陛下今处突厥于中国，突厥之亲，何如七国，岂得不为先忧。陛下初平洛阳，凡隋代宫室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复加营缮，何前日恶之，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疮痍之人，袭亡隋之敝，恐又甚于炀帝矣！” 语言犀利、尖锐，直击问题要害。李世民脸色阴沉的几乎滴下水来“你说我不如隋炀帝，那与桀纣相比呢？”张玄素不假思索“此役不息，与桀纣无异。”世民为之错愕，稍顿，不无自嘲的道“是我想事情简单了，没想到后果竟然如此严重。”他回头对房玄龄道“我本以为洛阳处在中原腹地，各方朝贡，路途大体相等，为了方便地方罢了，今日听玄素一说，确有道理，此役停了吧，以后再去洛阳，即便露宿又有何妨。”张玄素的耿正，确实有些过分。唐王世民尽管有着常人难以具备的博大心胸，但他毕竟是人，人身上固有的劣根性在他身上亦有表现。表面上他对张玄素的谏言，虚怀以纳，并对张怀素予以褒奖。而在内心深处却也结下了芥蒂。他以张怀素人品贵重为由，派往太子承乾身边为左庶子。
贞观十四年，在神圣的太极殿上，李世民不大不小报复了他一下。玄素曾做过隋朝的小吏，并被流放过。太宗忽然发问“卿在隋朝做过何官？”没头没脑一句，玄素有点发懵，只好如实回答“县尉”，问“没做县尉前，又是什么呢？” 玄素答“流外。”相当于今天的劳改。太宗最为刻毒的是这一句“何曹？”史载，玄素耻之，出阁殆不能步，色如死灰。
谏议大夫褚遂良心中不忍，为之上书“君能礼其臣，臣乃尽其力。玄素虽然出身寒微，但陛下看重的是他的才干，擢拔三品高官，翊赞皇储。今天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穷究其门户，又怎能指望臣下为陛下死心塌地呢！”这是唐王的一个恶作剧，小小的报复一下。局中的两个人心知肚明。不明就里的褚遂良那里清楚，毅然上书。亦可见贞观朝的政治何其清明，臣下容不得君王有一点任性、胡闹。
贞观之治，能达到封建社会治理天下的一座高峰，绝非是太宗一己之力。大唐之初，大唐朝廷基本上实行的是君臣共治。贞观朝的重臣，人人有份，概莫能外，魏征又当功推第一。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直言不讳，毫不留情，敢说人所不敢说，敢做人所不敢做。他的谏言，犹如一副副清凉剂，使得太宗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巨大的成绩面前没犯根本性错误。即便今日，读他的谏言，不由得不肃然起敬，不得不钦佩他的胆略、忠贞。
贞观十六年，魏征的上书，内容如斯“陛下临朝，常以至公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盖弥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这是一种极高的道德标准，圣人也难一生奉行，而没有一点违背。唐王世民即是如此。这个看起来的公开的秘密，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却属于绝对的隐私，不容人当面揭穿，这事关个人品质。当然，这样的心口不一，大都是善意的，并非都充满了邪恶，对他人或是社会并不都是构成什么危害。人身上固有的缺点，太宗概莫能外，也有。
一个人身上最大的隐私，哪怕是平常人最为亲密的朋友也不会当面直陈，更何况自己的君王？无从得知唐王世民当时的神态如何，但就我们推测，该是何等的尴尬。后来的结果，却是世民欣然接纳，并大大褒奖了一番魏征。世民的心胸之大可窥一斑。没有太宗世民，便没有诤臣魏征。君臣相知相助，才成就了大唐的贞观之治。
细细品咂，贞观年间，偃武修文，是太宗一以贯之推行的国策。
贞观二年，西突厥颉利可汗来降，李世民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朕登基之初，有人劝我以威权御天下，对外夷大加征讨，以树帝王之威。只有魏征劝我，偃武修文，着力发展经济，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国力强大了，四夷自服。穷兵黩武，只会自损国力，后果难测。今天，东突厥臣服，万民安居乐业，魏征功不可没啊。”魏征自是不敢贪天之功：“还是陛下英明神武所致，臣下只是尽了一言而已。”世民陶陶一乐“我们君臣共同之功。”没有太宗世民，就没有贞观之治，没有魏征，贞观之治将逊色不少，可以这样说。
太宗世民早就对突厥耿耿于怀。登基之初，有人主张，在西北边地修筑亭障碉堡，以御突厥。唐王毅然否决：我当扫清沙漠，灭此丑虏，何劳于此！十余年后，他在接见前来京城述职的并州都督李勣时，大发感慨：卿就是朕的长城。言外之意，凭借强大的国力，业已组建了一支足可横扫天下的铁骑，对于胡虏，无须采取守势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用在这里也颇为熨帖。此后的三五年间，东、西突厥先后败亡，他们原来的所谓的可汗、酋长都成了大唐朝廷的侍卫将军，中原朝廷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奇观：胡汉杂处，济济一堂，共商国是。
贞观朝的赫赫战将中，不乏北方的少数民族的优秀人物，那个曾在渭桥事件中作为颉利特使的执思失力也在其中。执思失力后来的表现可圈可点，多次进击大漠，屡立大功。后面的章节中我们还将专门提到。这就是帝王的胸襟，包容万物，视华夏、夷狄如一家。
贞观十七年，在长安的翠微大殿之上，大唐君臣之间有过这样一番对话：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却不能服夷狄，我才能不及古人，而成功过之，为什么呢？李世民作如是说。当然得到的是一片恭维颂扬之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为名言者。李世民摇头否定：不对，我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不外乎这五个方面因素，其一，自古帝王多嫉妒才能超过自己的人，我却视若己有，非委以重任不可。其二，人无全才，舍短用长，我从不苛求。其三，自古帝王往往将贤才揽入怀中，恨不得将无才之人推入沟壑，我则不然，对贤人，我敬，对不才之人，我甚为怜惜，故此贤愚各得其所。其四，自古帝王，多厌恶正直之士，隐诛显戮，不可胜计，自我登基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废黜过一人。其五，从古至今，皆贵中华而贱夷狄，只有我一视同仁，向无夷狄之分，他们都是我大唐的子民啊，因此，他们都来依附于我，视朕如父母。因了如上的这五点，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成就。说到这里，他回头问褚遂良：你是史官，我说的可是事实？褚遂良的回答更为绝妙：陛下盛德不可胜载，独以其五者自许，盖谦谦之志尔！
太宗的头脑一直保持着少有的清醒、冷静，这在中国的历史上的君主中，并不多见。李世民执掌大唐之时，距隋亡尚不足十年，他目睹了大隋的一度辉煌，也目睹了在极短的时间内，铜铸铁打的江山，是如何如土垒般瞬间坍塌的。他的表叔杨广，也曾是一个多么有本事有才华有抱负的人啊。他博学多识，才华横溢。就在他的手上，埋葬了大隋王朝，也毁掉了自己。教训何其深刻！
“朕观隋炀帝文集，文辞博奥，也是极力推崇尧舜，而斥责桀纣，可是做起事来，却又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呢？”一天，李世民若有所思地对群臣说。魏征对答：人君虽然圣哲，但仍需虚己以受人。故此，方能使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隋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行桀纣之事，曾不自知，以至于亡。太宗心事沉沉：我们君臣当引以为戒啊！贞观六年，秘书监虞世南将世民的文治武功汇编成册，名曰《圣德论》，上呈唐王。世民亲草诏书作答“卿论太高，朕何敢拟上古。但比近世差胜耳，然卿适睹其始，未知其终。若朕能慎终如始，则此论可传，如或不然，恐使后世笑卿耳。”
时隔七年，即贞观十三年，大唐在世民君臣的共治之下，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国力空前繁盛，时年二月，著作郎邓世隆请求出版李世民的文集。太宗做如下答复：我的辞令，有益于国家和百姓的，史书皆已记下，足为不朽，若其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都有文集行于世，何救于亡？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于是拒绝了邓世隆的请求。
大唐的顶层制度设计有其非常合理科学的一面——廷议之时，起居郎在场，随时记下帝王的言行。秉笔直书，不枝不蔓，所记内容，皇帝也不能随便查阅，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中国数千年的正统理论：史笔如刀。这是在皇权至上时代，唯一可以对帝王的约束。为历代所推崇。《春秋》出，天下乱臣贼子惧。政治开明的大唐，更是将此制度加强和完善到无以复加。有一次，李世民自言自语：“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给事中兼著作郎杜正伦答曰：臣职在记言，陛下之言失，臣必书之，岂徒有害于今，亦恐贻讥于后。太宗的心思，杜正伦何尝不知，他故作不解，巧妙的回绝了大唐天子的暗示。
贞观十六年，李世民终于按耐不住，同年四月，他赤裸裸的向褚遂良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褚遂良正色答道：“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李世民讪讪而问：朕有不善，卿亦记之耳？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在一旁答道：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李世民只好作罢。今人记今事议今事，何必介怀，历史是由后人写的。李世民自嘲道。他还是放心不下，史笔如刀，悠悠千载，千秋万代，毁誉尽在这书帛之中。唐王毕竟是唐王，他要行使他的“乾纲独断”，他要一窥今史。他瞄上了一个人，宰相房玄龄，当时他正监修国史。房玄龄的性格他是摸透了的，他吃定了房。倘然修史的是魏征或是褚遂良，他也断不会去触这个霉头。
“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这是为什么？”世民故作糊涂，问房玄龄。房玄龄据实回答：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李世民微微一笑：我的心意可不同于历代的帝王，我只想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你可以一一献来。谏议大夫朱子奢一旁答道：陛下所作，向无过失。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要看《起居注》，本无大碍，若此法传示子孙，恐怕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终不免刑诛，如此一来，谁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还有什么信誉可言？所以历代帝王不观，正是基于这个原因。
李世民不为所动，还是看了，并装模作样的的指出：六月四日有关玄武门的记载多有隐语，直书即可。我之所为，类似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这又有什么可以回避的呢？这恰恰是李世民之所以执意要看史实的原因所在，玄武门之变是他心中永远的痛。在乎历史、后人评说的君主，大致上都有明主之称，不信，大可翻翻史书。他们深知自己的言行对后世的影响。诚如玄武门之变，唐王世民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为他的后人随意篡改起居注提供了借口。前有车后有辙。不幸被朱子奢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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